投票权提高之后，中国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角色？中国将为谁说话？一旦中国逐渐进入国际制度的中心，就要站在全球公共利益的高度来发出中国的声音。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发展委员会春季年会虽然上月底落下了帷幕，但世界银行通过的新一阶段投票权改革方案，还在受到国内外媒体的热议。一种普遍性的看法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是国际社会在寻求一个更具合法性和更有效率的国际金融机构方面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虽然这“一小步”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对于中国成为本次改革的“大赢家”，不少国人似乎沉浸在兴奋甚至亢奋状态之中。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代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一直在为改变不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进行艰苦的斗争。今天，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些积极的成果———恰逢中国恢复在世行合法席位30周年之际，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这样的成果很容易激发我们内心的自豪感。毕竟，自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中国先是处于殖民体系下的被奴役境地，后来则被孤立于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改革开放的30年让中国重新回到了这个体系，但依然无奈地处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地位。
中国提高了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影响力，将对中国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尽管一些观察家作出的某些断言，比如“中国回到了在西方崛起之前它一度长期占据的世界舞台的中心”，在目前看来还言过其实，但1.65个百分点显然让国人看到了告别旧时代的希望，我们也有理由踌躇满志，中国迟早会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投票权提高之后，中国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角色。目前，舆论讨论的重点集中于中国提高投票权是必然的水到渠成的，而很少去关注之后的中国将怎么办的问题。投票权的变化有可能会促使中国改变角色，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角色期待(以及中国对自身的角色期待)，有可能会与中国实际的行动之间存在一些落差。我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而不是已经)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国外交的空间会越来越大，但同时，也必将经受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最大的一个考验是：中国将为谁说话。我们知道，现有的国际制度体系是不公正的，而且很多国际机构及其运作越来越缺乏效率和活力。比如，在全球治理层面上，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的世界银行和IFM这些国际机构，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经常是失效的，原因在于这些机构及其背后支撑其运行的国际制度总是带有西方的偏见。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中国往往扮演国际体制批评者的角色。它既要为自己说话，也要为发展中国家说话。
然而，一旦中国逐渐进入国际制度的中心，就不仅扮演体制的批评者角色，更还得扮演体制的建构者角色。而作为一个建构者，中国就不能只为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说话，也不能只为发展中国家说话，而要站在全球公共利益的高度来发出中国的声音。但是，现实的制约因素却很不令人乐观。一则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尚未能有根本性的变化；二则本次改革中投票权被缩减的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与中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三则发展中国家虽然总体上提升了投票权，但过分的分散加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实际投票权的下降，自然会带来中国与它们之间的新裂痕；四则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还是世界银行的重要合作伙伴。显然，一个能够让世界分享其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经验的中国，一个正作为国际事务积极参与者的中国，必须创造和运用相应的政治智慧来有效地平衡各种关系，包括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国际体制的批评者和建构者的关系，建构国际规则和向国际规则学习的关系，分享国际权力和承担国际义务的关系，等等。
实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与发达国家拥有平等投票权，是世行发言权和代表性改革的核心目标。中国平衡上述这些关系的道路，将与实现这个核心目标的道路，一样的崎岖和艰难。我们期盼中国外交在这个过程中日臻成熟。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