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建设是当前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这些安全思想共同保障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稳定繁荣，值得今日之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建设借鉴。
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维习惯和传统，从而成为传统文化中国家安全思想的思维前提和重要的理论基础。儒家经典《系辞传》指出，“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君子安全时不忘记危险，生存时不忘记灭亡，善治时不忘祸乱，所以最终能使自己和国家都得到安全保全。《系辞传》也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思想中辩证往复的哲学思想，从而形成了安危之间的辩证观，以思危而保安。正因为居安思危在中华传统治国思想中如此重要，所以历代明君名臣皆以居安思危作为治国的根本警醒，如唐名臣魏徵在劝诫唐太宗的《谏太宗十思疏》中指出，“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唐太宗则告诫群臣，“治国如治病，病虽愈，尤宜将护。倘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
民为邦本。民为邦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础和精华，传统文化中各家无一不以民为治理之基，因此也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所在。民本思想被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继承和铭记，并且将民与天紧密联系，也形成了中华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民本思想。如《尚书·泰誓》中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所言，“惟天惠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法家作为促成中华大一统的重要学说，更是重视民本思想，纵观《商君书》，民字出现多达五百余次，强调以法治使民安最终使政安国治。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历代明君名臣也将爱民作为施政和邦国安宁的核心纲领。例如唐太宗将民生民安与国家安宁联系在一起，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而成就大唐盛世。乃至后世，历代明君名臣，无不以爱民成就邦国安康。爱民就是根本政德。
法为治基。中国治理传统，不但非常重视德治教化，同时也非常重视法治建设。法治基础的构建，是中华传统国家安全思想中极为重视的。从历史来看，自早期文明成型以来，中华文明就开始构建系统性的国家制度体系。如舜帝修五礼，制五刑，周公制周礼，穆王制《吕刑》。此后，至春秋战国，列国纷争，变法强国逐渐成为各国主流思想。各国纷纷变法图强，以秦统一为终结，汉承秦制，此后法治思想成为历代治国之基。不仅是先秦思想家，后世历代明君名臣也始终坚持法为治基的思想。如汉初萧何非常重视法治，“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唐太宗非常重视法治，贞观时魏徵上书言，“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唐太宗欣然采纳，还说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这样超越历史时代的名句。
国以信立。以信立国是中华传统文化关于国家安全的重要信念，诸子百家都极为看重诚信在国家安定和治理中的重要价值。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把人民对于国家的信任看作比粮食和军队还要重要的安定因素，“民无信不立”也成为儒家治世的信条。法家对国家之信同样极为推崇，如商鞅变法首要举措不是颁布法令，而是徙木立信，故意以一个非常夸张的政令来树立官府的信誉，意思是，如此乖张的承诺政府都要遵守，更不要说那些正式的律令。在中华传统的典籍作品中，大量记载了失信则失天下的典故，如典型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项羽失信诸侯而失天下。相反，那些得到天下或者实现大治的君主无一不是以信义立国执政。因此，立国以信、以信安国实实在在是中华传统治理和国家安全思想中的基础。可以说，德、法、信共同构成中华善治的政治伦理根基。
农为国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各家各派的政治思想都把农业作为国家安定、人民富足的最根本所在，所谓“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尚书》最早确立了以农为本的思想，如在《洪范》篇中，确立了八政，其中首要的就是农食，“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周礼·春官》讲太宰的职责时，首要的就是重农，提出，“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到春秋时期，管仲提出了农本思想，在《管子·治国》中指出，“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而至后世历代明君，无不以农耕为本，唐太宗在亲撰的《帝范》中殷殷嘱咐，“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纵观整个中华文明政治思想史，农业始终居于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地位。
崇文重教。无论是德治天下，还是重士尚贤，都离不开文明教化之力，所以中华自古就有崇文重教的传统，这既是治理之道，也是安国之道。历史上的文帝大多为圣明君主，如著名的周文王、汉文帝、隋文帝，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亦称唐文帝，可见“文”也是对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最高评价。因此，崇文重教也是中华政治传统中重要的安国爱民的施政纲领和评价标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无一不崇文重教，尤以儒家为甚。孔子作为中华历史上第一位创办私学的教师，其核心理念就是文教治世。道家、法家等各家虽有所崇，但皆重教。至汉武独尊儒术后，崇文重教成为历代大一统王朝定国安邦之核心国策。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武帝欣然采纳，并立五经博士于朝堂以顾问。此后历代皆设太学、国子监作为最高学府，培养学者官吏。至隋唐，又开科举以文取士，创千年文治之制度基础。可以说，崇文重教是中华文明的根本特征，也是传统治国安邦一贯的根本国策。
兵者存亡之道。《孙子兵法·始计》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中对军事国防的高度重视。实际上，不仅兵家如此，纵观中华传统政治思想的各家各派，无一不重视军事国防。而中华传统军事思想的核心在于三者，一是慎战，二是义战，三是止战。所谓慎战，是指既要重视战争，但又不能轻易发动战争，所谓“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所以《论语·述而》讲，“子之所慎：齐，战，疾”。如果不得不发动战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认为就要“战必义”，也就是必须站在正义的一方。所谓义战，就是由于被征伐之人之国暴虐害民，因此为伸张正义而不得不征伐，往往还赋予天命的神圣，如《汤誓》言，“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当然，义战本身也不是目的，而根本目的在于止战，这是中华传统军事思想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华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所在，也就是爱好和平，国家安定在仁不在战。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