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
新常态最直接的表现是经济增速换挡，但本质上是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我国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供需结构矛盾凸显，“住”和“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转换；而经历了“井喷式”扩张的传统制造业，在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依靠要素高强度投入、产能大规模扩张和消费排浪式递进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已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只有改变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从追求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加快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才能顺应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刘世锦：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推动三大变革。首先是质量变革。过去近40年的发展，速度很快，规模也相当大，但是质量水平还不是太高。我们人均国民收入只有8000美元左右，发达国家已经是4万到5万美元甚至更多。其次是效率变革。比如说行政性垄断的问题，经济泡沫的问题，金融风险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效率不高的问题。再次是动力变革。从2012年开始，我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力人口，每年减少200万左右。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中国过去劳动力人数多的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的优势。
朱云来：
要让经济可持续发展，不断繁荣，这是不容易的。毕竟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近40年了，累积了不少资产堆积的问题，资产质量问题需要解决，潜在的债务风险也需要解决。未来的发展应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市场会告诉你什么是社会真正需要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信息调整机制，能够让经济决策更科学。加上中国的人力规模和科技潜在优势，我们的经济发展前景毫无疑问是光明的。
贾康：
我们应该趁势力争经济企稳，要使地方政府、企业、市场主体层面摆脱继续下行的焦虑，确立经济的转换平台。现在已经有一个明显的态势，要让经济真正稳在一个增长区间里面，争取让它运行八年、十年时间，关键是质量要提高，这样在提高增长质量的道路上，我们就进入了“新常态”。
马光远：
中国真正的住房制度改革应该包括土地制度、住房金融制度、税收制度、信息制度、住房保障制度、交易监管等一系列制度的重构。就土地制度而言，改革的方向是打破每个城市一级市场的垄断，引入竞争者，大力推动集体土地同权入市，打破人为的城乡分割。这将改变土地人为制造的稀缺，稳定房价，这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再比如，如果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清晰，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住房保障、住房立法。
谭浩俊：
值得注意的是，“租购并举”被写入十九大报告，不仅在政策上给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转变住房观念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年轻人，很有可能愿意通过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那么，房价的敏感度也就会越来越低，困扰政府的房价矛盾也会越来越少。那些指望追求开发效益的开发商，可能要失望了。尤其是“地王”，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李庚南：
美联储清晰的加息路径，连同10月份开启的“缩表”、即将落地的减税政策，无疑将形成一套强大的“组合拳”，对美国经济复苏形成强牵引力，同时对其他国家造成强烈冲击。特朗普“组合拳”对中国的影响，最终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一是货币，二是产业。我们需要构筑货币与产业两个领域的防御机制。在货币方面，特朗普“组合拳”或从汇率、利率两个方面对人民币形成“攻击”。在产业方面，除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制造业客观存在的发展短板容易受到“攻击”外，更需警惕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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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