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七一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正式把文化自信确立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文化自信由此成为近一年来最重要的理论热点之一。今年七一将至，我们专访了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的五位学者，请他们就文化自信问题谈谈自己最新的认识。首篇推出的陈方刘教授的文章。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就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进程，带动并且需要文化自信为支撑。
第一，以文化自信支撑民族复兴必须坚定理想信念。
习近平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领导干部要不忘初心、坚守正道，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
习近平特别强调独特的文化传统对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三个方面的“独特”注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长期以来，在阐释中国必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更多从“独特的基本国情”出发，从近代以来的“独特的历史命运”出发，而这里却首先从“独特的文化传统”出发，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认识。习近平在主持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第二，以文化自信支撑民族复兴必须构建中国话语。
习近平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今天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但在国际交流中，有时候仍然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歪理邪说始终不绝于耳，必须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构建中国话语，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并引领国际舆论。如果以西方的价值观为“普世价值”，以西方的话语为“普通话”，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那中国只有挨骂的份。
第三，以文化自信支撑民族复兴必须防止文化保守主义。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日渐接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随之提升，文化保守主义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顺应了重建中华文化认同的大趋势。作为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中的一元，也对“西化”思潮有一定的抑制与对冲作用。但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幻想通过复古更化而重建儒家道统，甚至直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所谓的“儒家宪政”、“儒家社会主义”、“回到康有为”、“贤人政治”、“以儒代马”等政治追求，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构成挑战。虽然有些儒家信奉者也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认为儒家也可以入党，但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儒家马克思主义化，与中国共产党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本质不同。
“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荀子·大略》）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实践已经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并不能直接开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新“外王”，“死的拖住活的”是中国社会转型苦难重重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才最终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不过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儒家向来有“内圣外王”的传统，随着儒家作为“内圣”的精神价值不断弘扬，作为“外王”的政治诉求可能会日益强化；事实上，自清朝覆灭之后，从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到蒋介石推动尊孔读经，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可谓绵延不绝，一有时机便会死灰复燃。如果说“西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指导地位的挑战是“近忧”的话，那么文化保守主义的挑战可能就是“远虑”，此外，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在“改造”马克思主义，从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来看，中国历史上也确实无数次的发生过“征服者被征服”的故事，这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自信心的重要来源。因此，我们在肯定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同时，一定要十分警惕文化复古主义，特别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