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草案)》。北京拟立法对现有体育场馆、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场地设施、中小学校场地设施以及商业性体育设施，创设有序开放的制度。
让学校机关开放体育设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想法。去年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就明确要求，确保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和符合开放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但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也尝试过逐步推动一些大学公开体育场地设施，只是效果并不理想。理解其中的难点所在，才可能更好地推进公开。
有媒体曾调查过北京各大学体育设施公开的现状，发现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开放之后怎么权衡校内和校外的需求。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运动场，就曾经历过“封闭-开放-再封闭”的曲折过程。因为在开放过程中，校外人员和学生为了占用足球场产生过争执，为了保证校内人员优先，最后实际上又回归了封闭。
其二，开放之后意味着要增加管理和维护的成本，这些成本由谁来分担。北京有些大学在开放体育设施时，采取适当收费的方式，这样通过一定的门槛，既避免了过分拥挤，也能补偿运营的部分成本。不过在很多人眼里，公立学校是国家投资的公共资源，收费是否合理，收多少才合理？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或许正因为管理和成本上的难度，学校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体育场馆开放，长期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而且现实地说，开放公共资源的诉求虽然无可厚非，但对于具体的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来说，如何化解开放的压力，的确有很多后顾之忧。在北京新的“健身条例”中，已经有了一些相应考虑，比如提出要“完善促进开放的组织管理、安全保障和经费补贴制度，解除学校的后顾之忧”。
不过，经费和管理其实只是表层问题，最深层的矛盾，还在于供需之间的严重不匹配。在讨论学校和机关体育场所开放的时候，常有人举发达国家的例子，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大学体育场能开放，而中国的大学开放这么难？不妨看一组数据：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截至201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57平方米，还不足美国几年前相应数值的1/10，不足日本的1/12。可以想象，如果居民有多样的选择，即便大学开放体育馆，可能也不会有特别多的人去，而在运动场馆严重稀缺的环境下，一旦大学场馆开放，可能就面临人满为患的压力。
所以，大学和机关体育场馆的开放，本来只是锦上添花的选择，而很难将他们当做解决公共体育场地稀缺的灵丹妙药。地方政府推进学校和机关体育场馆开放的同时，更需要加大公共投入，解决人均场地严重不足的根本性问题。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