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伟是谁，想必随着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发射升空，人们对这个名字已经有所耳闻或开始有所了解。潘建伟名字的前头有许多定语：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还有，奥地利科学院施密德奖得主、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得主、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得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量子通信奖得主、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得主、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得主……但是，实际上，潘建伟的身份极其简单，他就是一个科学家。
近日，媒体已经大量报道了有关潘建伟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成名成家的历程。自然，人们也可以从中探讨和研究一个被世界科学界认可的中国科学家的教育背景和研究背景，由此反思、总结、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籍此扩展科学工作者的成长空间，使更多的中国科学家跑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前列，为人类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贡献。
潘建伟的成长过程，不是一个令人称奇的“逆袭”故事，也绝非是一个从“状元”到“首席”的成功经典。这个40多岁就已经在量子通信领域领军的人物，是在随家从农村搬到县城后，才发现自己的中文基础欠缺，而英文则根本没有学过。不过，在大学时就喜欢阅读《爱因斯坦文集》的潘建伟，也没有为分数所累。据说，在思考量子叠加态问题时，潘建伟甚至不能“分心”其他课程，以致差点在这些科目的考试中败北。
据说，潘建伟曾经对中科大的老校长朱清时说：只要是什么时候能把为什么会有量子纠缠搞明白的话，我马上就可以死，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可能还搞不清楚，所以我就想活得长一点，我想把它搞明白。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就是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和研究道德。
这种为“闻道”而“宁死”的劲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写照，实际上刻度了中国科学研究的状况。因此，潘建伟成为世界量子信息技术的领跑者的经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折射中国科学发展以及科学研究的现状。正是凭借于此，27岁的潘建伟以第二作者身份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宣布在实验中实现了量子态隐形传输。这篇被公认为量子信息实验领域的开山之作，被《科学》杂志列为1997年度全球十大科技进展。
耐人寻味的是，1999年，潘建伟博士毕业回国工作之后，国内的量子信息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甚至还被认为是伪科学，以致潘建伟根本无法申请到科研经费……有报道说，此时的潘建伟在无奈之下，只得申请了几个国外大学教职，准备到可以“闻道”之处去弄明白量子纠缠的问题。巧合的是，恰在此时，潘建伟的“量子态隐形传输”论文与“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一同被《自然》杂志选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于是，“潘建伟提交的科研项目申请终于获得批准”；于是，才有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中国的发射升空。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科学界能否不再成为故事，能否成为中国科学界的常态，这，恐怕是对已成为中国科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的潘建伟的新“纠缠”。好在，潘建伟有言：“原来我认为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搞好科研为国争光，现在我明白一个科学家也可以‘为民请命’。”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