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儿童被性侵犯罪行为在近几年多发，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被性侵儿童在争取民事赔偿的过程中却面临重重困难。甚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起受害者提起的民事索赔获得法院支持，赔偿额最高的一例仅为5万元，且是以“调解”之名。
性侵儿童行为之恶令人发指，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得不到严厉的经济惩戒;被性侵儿童所遭受的严重侵害，也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补偿。这样的事实的确令人震惊。平心而论，司法现实与民众的心理预期，与这一犯罪行为的恶劣程度相距甚远。
这样的司法现实之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机构指出，目前我国法律没有相应的条款来支持被性侵儿童的民事赔偿诉求，尤其是对被性侵儿童而言最重要的精神赔偿诉求，得不到司法的支持。但也有专家指出，我国的法律并非没有相应的条文，法律中也规定了在某些情况下，受害人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问题是，相关的条款被搁置、回避，导致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不支持精神损失的赔偿。
对此，司法机关首先难辞其咎。但我们也不能一味苛责司法机关。法院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精神损害赔偿在具体的认定与判赔中存在着很多难点，也是由一个困扰着我国司法界的老大难问题——“执行难”所致，判了也执行不了，受害人所受的侵害同样得不到补偿。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了另一种救济的渠道，即调解。法律允许加害方与受害方进行调解，在达成调解共识、加害方取得受害方谅解之后，法院在对被告人的量刑上可酌情考虑。这也就意味着，加害者可以经济赔偿来换取刑罚适当减轻。相比判了也执行不了，这一渠道事实上更有利于保障受害人的权益。事实上，在近几年的儿童性侵案的司法实践中，数额最高的赔偿就是由调解产生的。
所以，我们不必对调解另眼相看，反而应该鼓励、推动调解机制在补偿被性侵儿童精神损害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这里的问题是，在司法实践中，调解所发挥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在数量巨大的儿童性侵案中，能达成调解的少之又少。原因为何，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对性侵儿童的行为刑罚畸轻。
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中，性侵幼女与强奸妇女量刑处罚差不多，虽然有从重处罚的规定，但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从重也相当有限。更需要注意的是，奸淫幼女仅仅是针对未成年女性而言的，也就是说，如果男童遭到性侵，定罪量刑只能以猥亵儿童罪论处。可以看到，我国刑法并没有对性侵未成年人进行特别的规定，也没有对未成年人的此项权利做特别的保护。现实中，性侵、猥亵儿童，判刑也往往就是几年，甚至有一到两年的。而许多国家对性侵儿童的定罪量刑就重得多，有些国家甚至不仅在徒刑上严惩性侵儿童行为，而且以化学阉割的方式惩罚此类罪犯。相比之下，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刑罚就有些畸轻，与这一行为之恶劣严重不相称。
正因为如此，在司法实践中，加害者就缺乏通过调解补偿受害者的压力与动力。对他们来说，达成调解的支出远抵不上收益，接受调解并赔偿，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当然会选择不调解赔偿。而近年来额度最高的五万元的调解，可以推测应该是强奸多名幼女，犯罪情形极其恶劣，最高可判死刑，被告人为了免死而做出的。事实也是，在达成调解协议后，该被告人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由此可以看出能否调解与刑罚轻重的因果关系。
可以说，刑罚畸轻不仅影响了性侵儿童案中的经济赔偿，也是导致性侵儿童犯罪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发了社会对相关立法与司法的不满，应当引起立法者的重视。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