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中多次提出，让人民在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提出，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获得感的增强不仅要坚持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而且也要优化收入分配方式，做到效率与公平兼顾、短期获得与长期维持兼顾。
随着改革和经济发展红利的不断释放，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切实改善了亿万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也要看到，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新时期，在新的发展理念下，要增强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一方面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收益，在客观上进一步提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主观上增强普通城乡居民有关利益诉求满足来自于不断改革深化、持续经济增长和互利合作实现的观念认同。
获得感是一种主观的情绪和生活体验，强调客观获得与主观认同的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一般人的获得感不仅受到自身生活水平、收入状况纵向变化的影响，也受到与参照群体横向比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诸如“不患寡而患不均”等平均主义理念以及群体间由于收入差距较大而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对普通群众获得感的负面影响效应更为强烈。在这个意义上说，降低相对剥夺感是有效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必要环节。
相对剥夺感主要是指人们从期望得到的和实际得到的差距中所产生出来的或所感受到的、特别是与相应的参照群体在比较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负面感受，一种不满和愤慨的情绪。就社会的总体环境来说，相对剥夺感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过度提高人们的期望值。特别是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变迁形成了诸多不确定性，加之各种各样的新社会因素，使社会结构形成了交叉、重叠和错落的局面，制度的安排以及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变得越来越不明确，社会成员也越来越难以确定自身的行动目的和价值取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会在与各种各样的参照群体比较中，不断拉大自身期望值和实现值之间的差距，进而产生越来越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当这种情绪在群体内或者是群体之间蔓延开来，就会降低获得感，形成一种对现状不满的总体性社会情绪，造成群体之间的结构性紧张，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通过对多个年份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我们还发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一，相对剥夺感呈现年龄差异。在年龄结构上，60岁及以上的受访群体被相对剥夺的感受最低（均值为97.62），30岁到40岁的受访群体则表现出较高的相对剥夺感（均值为99.36），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30岁到40岁的群体是“70后”和“80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这部分群体的平等观念较强，权利意识更突出，对未来的期望更高，也更习惯于横向的群际间比较。同时从群际比较的角度而言，面临的生活压力也更大。这一群体的社会感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情绪状态与发展态势，值得研究者和社会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第二，相对剥夺感呈现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在社会经济地位结构上，人们的收入水平愈高（低收入群体均值为95.27，高收入群体均值为104.18）、受教育的程度愈高(低文化程度均值为96.12，高文化程度均值为101.12),被相对剥夺的感受反而愈加强烈。
为了更好地化解和疏导影响社会稳定的相对剥夺感，首先，充分利用“隧道效应”，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许多后发展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会快速拉大，但整个社会可能对此持相当宽容的态度，因为大部分人预期在不久的将来自身也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这被称之为“隧道效应”。经济势头发展良好之时，即使存在收入分配不公，普通民众大多对未来的收入分配抱有着充足信心和良好预期。但如果收入分配结构在较长时段内仍然未转向公平正义，甚至出现贫富加剧的“马太效应”，那么对分配不公抱有宽容而形成的“隧道效应”由于积势已久，会以更加激烈的方式负向转变为“相对剥夺感”。因而要充分利用改革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所形成的“隧道效应”，抓住机遇期及时完善制度安排，进一步实现资源更加公平公正的分配。
其次，扩大和稳定社会中间层，进一步增强人民获得感。一个社会的中间层是社会的稳定器，逐步实现社会结构向“橄榄型”转变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要着力培育社会中间层，增加人民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流通渠道，提升安全感，切实增强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经济社会地位获得感，不断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稳定发展。
第三，要注意把握好舆论宣传上的导向。人们被相对剥夺的感受往往是在和其他群体比较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一种比较过程中的负面感受。要避免这种负面感受的产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舆论宣传引导上避免刺激产生这种负面感受的条件，并努力创造正面比较的基础。
最后，进一步加大对社会景气状况的跟踪研究。目前我国对经济形势的现状监测和未来预测已经有一套较为完备的体系，与之相比，对社会发展状况尤其是人民群众社会态度的观测还存在断点、不完善的状况。建立以社会态度为基础的“社会景气”状况研究，长期跟踪人们的主观态度变化，形成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运行态势的“晴雨表”“温度计”，不但可与“经济景气”研究相得益彰，也可为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的运行状况及政策制定提供全面、可靠的事实依据。（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汉林）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