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已成历史云烟，功过自待史家评说。其本能性的爱国主义和抗御外侮精神值得缅怀，但夹杂其间的排外、盲动、激进和暴戾之气，似乎成为当今中国底层抗争运动的“隐性基因”，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时隐时现，成为我们公民人格走向健全的长久痼疾。
浮现于世的“义和团心态”，众像百生百态，难以准确描绘。概而括之，可以归纳为四。
一是单向归因。事件发生的起因及责任分担，人们往往把“罪过”全部归因、归责于“对方”或“敌方”，自己丝毫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典型的“单向性归因”，在没有反思己过、完全归罪于对方的情况下，当事者似乎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可以完全抹黑、有罪推定甚至妖魔化对手。这在医患矛盾、投资失败等事故责任的划分中常可看到。这就为其后发生的过激极端行为，提供了认识论依据。
二是极化思维。由于占据了自己设定的道德制高点，当事者更是“正义满腔、豪情万丈”，在所谓“道德豪情”的刺激下，往往不顾后果，不计成本，极力“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宁可神州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就是这种“义和团心态”在国事中的反映。“两极思维”撕扯下的“正义方”，在非黑即白的推演中，任何极端、暴戾行为似乎有了道义依据，理性审慎、程序合法等法治思维淹没绝迹、无由生发。
三是盲目盲从。群体性事件之所以能够衍化为群众性狂潮，原因就在于底层民众的从众心理：当事者可能因自己利益而遮蔽理性智慧，旁观者则可能因日常积怨而借机泄愤，加上别有动机者的挑拨聚合，一桩看似偶然的医患纠纷或城管事件，就可能在极短时间内掀起社会性抗议巨浪。法治意识淡薄的传统遗续、法不责众的民众从众心态，自身利益时常受“挤压”的社会生存环境，更使基层民众盲目盲从的心态“如火浇油”。
四是暴戾暴力。有了“单向归因”的对方罪过，有了“极化思维”的道德激愤，借助于盲目盲从者的推波助澜，似乎必然导致群体性事件中“暴戾暴力”现象的触目惊心。群体性狂潮中的暴力倾向，往往能使平日里的胆怯者抱团激励，积怨陈久者公开泄愤， 零散的软弱个体，借助于群众性的“暴戾行为”，似乎感受到了自身的力量和存在感。医患事件中暴力致死现象每每令人锥心痛之，“暴戾之气”若充盈弥漫社会，难免会挤压社会的公共安全空间，严重阻碍法治社会的建构和成熟。
“义和团”所谓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已成为历史笑料，当今中国早已走上了依法治国的康庄大道。化解矛盾和冲突于基层和萌芽，在扎实推进的民主法治轨道上，繁荣理性、宽容、平等、法治的文化氛围，这才是消除“义和团心态”萌生的社会土壤，构建民主和谐社会的长久之道。(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