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描绘了一种精英理想主义生活，代表某种高屋建瓴式的集体话语；而杨绍斌的长篇小说《诞生》提供的是另一种版本，讲述外省富有市民气息（某种卡夫卡式）的生活背景。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梦想带有欲望回归、摆脱束缚的倾向，但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还很贫乏，城市仍含有浓厚的乡村气质。主人公李云宾的灵与肉的体验，他在日常生活中的挣扎，便是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打上外省生活场景的灰色烙印。
李云宾是一个做着文学梦的大学生，他的人生目标有一个是确定的，那就是要成为作家，实现自己的文学抱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小说富有特色的处理方式，它把文学梦和生活体验的描述都仪式化了，变成主人公精神历练的一种交互关系的写照。
李云宾的典型意义不在于他的性格，而在于他的文化身份。换言之，他或许还不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所揭示的那种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但他的身份是有代表性的。这个身份是在迁徙中实现的，不仅意味着城乡的迁徙，还意味着文化的迁徙，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部小说的叙述方式，决定主人公对自我和文学的意识。
年轻的主人公如此解释对家乡的隔膜：“更为主要的是，你从内心里也并不认同家乡的人们那种充斥着世故和功利色彩的生活……有时候，你不无悲哀地想到：要是作一个关于贫瘠文化的人类学田野报告，那么，考察你那个‘邮票那么大’的家乡，兴许还真有那么一点价值呢。”
且不说沈从文、废名代表的“田园牧歌美学”被放弃，乔治·艾略特在《亚当·比德》中阐述的创作思想（微贱无名者的历史具有崇高的文学价值）也被否定；家乡的“贫瘠文化”不能再满足他要求，乡民卑微如蚁类的命运自然也难以分享。我们看到，性格温和的主人公走上一条背离的道路，变成那种“脱离了根基和人民本原的人”；作为叛逆的主人公，他的记忆中满是耻辱的体验和逃离的欲念；一旦他认识到城市生活同样带来耻辱和绝望，那种试图逃离的冲动无疑会再度支配这篇小说的叙述。
《诞生》的叙述动机受制于主人公的文化身份，这个身份并不符合城乡迁徙的常规欲求（“做一个体面的城里人”），由于它在相当程度上拒斥世俗化生存（反对世故和功利色彩的追求），其现实的体验也就变得暧昧和虚无。大江健三郎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的小说，对这个身份的定义做过深度探索。“鸟”系列故事也是讲述农村背景的孩子进入都市的体验，一种孤独和叛逆的精神历险，是对城市和乡村的双重介入和双重逃离。
杨绍斌这部描写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可以看作是对大江健三郎的创作主题的呼应和联系。它描写的校园不仅是故事背景，也是启蒙的场所；李云宾的同学林伟、凯杰等人不仅代表那个年代大学生，也代表一个有叛逆和颓废色彩的“自择群体”，这些人都来自于封闭的乡镇，试图拒斥父辈的价值观，在大学这个“实验室”锻造自我的成长。存在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冲击和影响，时代泛滥的焦虑和欲望，还有城乡迁徙带来的时空综合症等，形成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乡土存在主义”的个体身份。
《诞生》为我们塑造这个颇具特色的个体身份；它不是从风俗环境的角度理解人物形象和心理，使之成为散漫回忆录的叙述媒介或主体，而是从内在体验和文化错位中确立人物的身份和向度，让我们看到时代生活的一个隐匿侧面，一种孤独的自我教育状态中展开的心灵与爱欲的体验。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