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报载，在诸多院士为广州发展“把脉”的大会上，李培根院士说，在重视高端技术人才时，应该注意扶持那些不知名的“创客”。
所谓创客，又称自造客，译自英文Maker，意指那些酷爱科技、热衷实践的人。他们以分享技术、交流思想为乐，虽然并不拒绝商业化，甚至有人谙熟此道，但大部分人不以商业和赚钱为唯一目的，因此也有人称他们为“玩家”。
很多人都明白，别看这一群人是在玩，但他们往往能玩出好的创新，甚至能走向创业，带动创新经济。在这方面，李院士认为，我们对创客的支持“少了一些”,和美国相比还有差距。
院士的话当然非常有道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和美国在这方面有差距，我们又怎样才能对创客做出合理的支持？
笔者觉得，中美之间对创客扶持的不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个社会在深层次的认识上和在制度保障上皆有不同之处。
笔者曾赴美游学数年，感觉到美国社会对“新奇”之事物及想法充满宽容，加之一贯在教育中向学生灌输以平等观念，鼓励学生敢于挑战，不要盲目服从权威，所以有人总结出——美国中小学生在数理化的考试中往往差强人意，但大学之后却能发挥巨大创造力。反观国内，从幼儿园开始，就以“听话”、“学习好”定义为好孩子的标准，学生不敢想课外之“新奇”，更不敢挑战权威。不可否认，现在中小学和大学都鼓励大家创新，但积习已久，好学生的标准短时间还不易扭转。
另一方面，中美社会对创客的容忍度也不一样。美国社会富足，生活福利基本有保障，让本来就看重个性的国民，可以无所顾虑地发挥个性，体现价值；而国内不少人刚脱离温饱，读完书赶紧找工作的习惯仍在。毕业后做玩家创客？殷实之家的父母尚可支持和理解，家庭条件稍差的孩子就玩不起了。
笔者曾在美国硅谷参观过一个“创客展览”，产品五花八门，体现各种奇思异想，虽大部分暂时都没有显示出商业价值，但那班人就是玩得不亦乐乎。目之所见，不由感慨，中国有多少父母能愉快地看着孩子成为这样的创客？中国人的平均生活，能让多少人能玩得起这样的东西？
所幸，现在中国政府从上到下，都热情地支持创新，多地政府都制定了具体的政策。但是严格地说，这个支持是支持创业——是要立即带来经济效益的创业，而不是让青少年们乐在其中的创客和玩家。一位从硅谷回来正忙于创业的朋友说，即使是以创业来看，某些地方的官员也有点急功近利，似乎等不及任何创意的酝酿。
当然，如前文所述，现在政府正大力支持创业，民间创业风潮正兴，青年一代越来越重视个性，能容忍和支持孩子做玩家的父母也越来越多。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中国创客应该挺有空间，希望广州在这方面能走在前列。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