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澳大利亚进行的“亚洲杯”足球赛，让亚洲球迷享受到了足球带来的精彩与欢乐。参加本届亚洲杯决赛阶段的16支球队中，来自中东地区的球队占据了10个。除了激烈的身体对抗和球场竞技之外，对于西亚各国的国家队来说，仍然有着浓浓的政治压力。
作为揭幕战的一方，科威特队1:4不敌东道主澳大利亚队。科威特的实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球队内部所受到的巨大政治干扰。科威特在出征之前临阵换将，在亚洲杯出征前数日，突然宣布主帅维埃拉“下课”。作为一个传奇主帅，维埃拉本人的身份就十分复杂，他是巴西籍的摩洛哥后裔，而且是在成年之后“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穆斯林。维埃拉曾近在2007年执教过伊拉克国家队，并且带队赢得了07年的亚洲杯冠军。
2013年维埃拉来到科威特，开始执掌国家队教鞭。希望复制“伊拉克奇迹”的科威特人，希望维埃拉能够带领科威特国家队夺取2015年的亚洲杯冠军，毕竟科威特上次问鼎亚洲杯还要追溯到36年前。不过维埃拉同科威特王室关系不佳，维埃拉本人不仅对科威特王室执掌下的足协“效率低下”十分不满，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加上2014年年末的“海湾杯”中，科威特表现不佳，维埃拉也就黯然神伤的在科威特出征亚洲杯前被科威特王室“炒鱿鱼”。
与维埃拉相比，巴林的主教练胡德森的运气就更差了。作为海湾小国，巴林一直饱受国内逊尼派-什叶派纷争的困扰。足球也就成为巴林王室提升国家凝聚力的重要途径。胡德森上台之后不久就遇到了在沙特举行的“海湾杯”足球赛，然而巴林队糟糕的表现，让这个主教练仅仅在任三个月就不得不辞职离开。
由于“海湾杯”而丢掉教练工作的还有伊拉克国家队的教练沙克尔。对于伊拉克来说，由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球员组成的国家队，对于提高伊拉克的国内凝聚力事关重要，尤其是当前伊拉克国内战乱频仍，各个教派和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严重。如果伊拉克体育健儿能够在国际赛车上扬名立威，那么定然会给伊拉克国家未来注入一针“强心剂”。不过在“海湾杯”上，伊拉克国家队的表现可谓是“极其糟糕”，名列小组末名。伊拉克主教练沙克尔也不得不解说“下课”的命运。
作为中东的“土豪”，沙特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更换了二十个主教练。此前的沙特国家队主教练洛佩兹曾经执教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因此当初来到沙特也是信心满满。不过由于在“海湾杯”决赛中败给了卡塔尔，这让主办这次赛事的沙特王室大为光火。因此在出征亚洲杯前，沙特队撤掉了洛佩兹的教练资格，沙特也就不得不由“代理教练”率领前往澳大利亚参赛。
“海湾杯”冠军卡塔尔对于此次亚洲杯同样热情不减。在过去的一年里，卡塔尔受到了来自国际舆论和地区政治的巨大压力。一方面卡塔尔由于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受到了来自沙特、埃及、科威特和阿联酋等过的批评，外交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尽管得到了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资格，但是建设中出现的虐待“外籍劳工问题”，让卡塔尔国际形象尽失。所以卡塔尔需要亚洲杯这样的国际赛事来提振国家形象。
对于伊朗，新上台的鲁哈尼总统在过去的两年里一直希望能够突破国际制裁，改善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当前伊朗和国际社会“P5+1”核谈判前景看好的形势下，许多国际媒体和投资者都希望了解伊朗，寻觅各种商机。因此正如伊朗足协注协卡法锡安所言，“伊朗队肯定会饱受关注，这也给我们巨大的动力踢好比赛，展示伊朗的精神面貌。”
另一个球队巴勒斯坦可以说是亚洲杯决赛圈的“新面孔”。这次亚洲杯是巴勒斯坦队第一次闯入决赛阶段的比赛，因此对于巴勒斯坦意义重大。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能够自尽可能多的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意味着自己国家合法性和民族独立性将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认同；对于巴勒斯坦国内来说，也意味着主流派别法塔赫管理下的巴勒斯坦体育界取得的巨大成功，更是法塔赫的“世俗主义”相较于另一派别哈马斯的“极端主义”的一个胜利。
亚洲杯正如火如荼的上演，而对于中东国家来说，赛场上球队的战绩不仅仅关系着球迷的喜怒哀乐，更是关系到国内政治前景与国家形象。亚洲杯不仅仅是竞技的舞台，同时也是地缘政治的博弈场。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