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就是“没有感觉”，要不就是“感觉世界变化快”，崔健倾泻出的混乱思绪我很喜欢，摇啊、滚啊什么的，然而，“摇滚”是什么还真是搞不明白，披头士和鲍勃·戴伦差别那么大，要再加上硬摇滚、死亡金属什么的，想要弄明白怕是不容易。这大概就是生活了，蔓草杂糅，眼花缭乱……想到这些，脑袋不够大、心胸有限宽的我也会有些焦虑，落寞的时候会叹服民粹文士对乡村宁静的怀念，或有亢奋却变成另一个我：希望有一把奥卡姆的剃刀，咔嚓几下，把理不清的荒草杂树全部剪断。
说起剃刀，在大脑中链接的是旧式理发店。
记得我长在县里的时候，县里只有一家理发店，属于政府组织起来的集体单位。幼时是母亲带我去，什么发型都是统一官价，每次理发都是等候她心目中技术最好的一位师傅空闲下来我才入座。日子没停，一直和我一起走着，到后来我自己去，师傅知道我是谁，没钱也可以欠着，我也一点一滴地收集到很多师傅的信息。师傅一家有三口都就职于店里，太太和儿子技术都不如他。
母亲是对的，师傅理发技术不仅高过其余的七八个理发师，还是消息最灵通的人，东街西巷进店的男女老幼，都会印证传说的各种信息，一些人带来消息，另一些人则漫无目的的打听消息，无论有没有，一经师傅编发，不确定性就基本消除。接触的日子多了，我慢慢发现师傅不是一个喜欢陈词滥调的人，他喜欢变化，闲下来的时候他会站在店门口李三张二地招呼过路的人，采集、印证四面八方的情报。做太太的正好和他相反，不喜欢变化，我从未见她热心过往的消息，有空只做一件事：摘菜做饭。儿子介于他们之间，在变与不变之间徘徊，喜欢和人接触但不喜欢理发、做饭之类，没事的时候，看见门口马车经过会跟着马夫学驾驭坐马车什么的。相同的画面持续了好些日子，从我上小学开始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直到我快高中毕业才有一点变化：师傅的儿子改行赶马车了。听说赶马车可以挣更多的钱。
现在想起来，有时候师傅也问我一些事，印象里都是些我不知道的事，不知道就不知道了，他也不多问。我从未和父亲一块儿理过发，上初中的时候我也带着一些问题回来问过看报纸的父亲，父亲只是哈哈一乐，并不回答。我觉得理发店里消息非常生动，面也很广，曾建议过自己的老师从理发店里学习些故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用也没有。”老师说。也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塞耳朵的感觉我也有过。
再后我上大学、在外地工作了，关于理发店的事就淡忘了。有一年回去和朋友在饭馆吃饭，老板娘一眼就认出了我，原来是师傅的太太，想不到厨艺几乎可以说是完美，问及师傅，“他会干什么啊，退休之前一直就是理发。”老板娘说。
现在想起往事，变与不变的界定真不知道怎么说，喜欢变化的师傅没变化，不喜欢的师娘却成了另一个样子。受环境、市场的影响，变化是没什么可说的，就像今天，大家都网络化、信息化了，谁还会关心口头的消息呢？
仔细一想也不对，虽说是30多年前的事了，可怎么看都觉得好多东西其实没什么变化，就像师傅，个人感觉很像现在的网络达人，是消息的中心汇聚之所。当然，变化也是有的，网络达人的pose一定是拿着无线移动终端，而师傅的pose只能举剃刀，比较起这一代表时代的形象而言，脱离具象的抽象内涵变化就小了许多，客观地说，拿手机的达人和拿剃刀的师傅虽说一个写字，一个说话，然而发布的东西本质上是差不多的：即便不能说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基本是“什么用也没有。”
当然，权当是爱好好了，也不打紧，有意思的是，热衷各路奇闻轶事的到老也没什么长进，倒是低头琢磨怎么把饭做好的师娘成了大师级的人物，想想现在那些红着脸兴奋地在虚拟世界扛着高音喇叭的人，不知道几十年以后是不是还会在信息高速路边继续着卖膏药的业务。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