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和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重启“中日财长对话”。这是2012年4月以来中日财长的首次会谈。中日财长为何重启“对话”？重启对话将对今后中日关系产生何种影响？
毋庸置疑，中日关系主要受三大要素影响：战略互惠、国民互信、经贸互利。三大要素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其中“经贸互利”是影响另两大要素的关键要素。
就战略互惠和经贸互利的关系而言，11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到访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其中第一项就是“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11月12日，安倍在缅甸内比都举行的东盟及相关国家首脑会议期间和李克强总理简短会谈时表示，日本愿意按照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正视历史，基于共同利益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推进两国经贸等领域合作。
可以认为，“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是手段，“推进两国经贸等领域合作”是目的。当下，中日两国均需要提振经济。能否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实现经贸互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9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名照在第十届北京-东京论坛强调，中日两国曾长期受益于经济上的彼此依存，但自2012年以来，由于两国的政治关系转冷，双边贸易已经连续两年下降，2013年下降6.5%。中日关系从“政热经热”到“政冷经冷”的现象令人忧虑。换言之，能否实现经贸互利，对能否“继续发展战略互惠关系”，具有实质性意义。
目前，日本在华企业约23000家。今年1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的在华日资企业调查显示，54.6%的企业表示，将扩大和充实在华投资和贸易活动，仅6.2%的企业表示将缩小或撤离中国。尤其在支持率走低的背景下，日本经济界呼吁尽快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无疑对安倍构成不可无视的压力。更令安倍政府必须正视的是，由于“安倍经济学”遭遇挫折，日本二季度GDP萎缩7.1%，创5年来最大跌幅。虽然按照经济学常识，日元贬值对扩大出口有刺激作用，但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由于对华出口减少，2013年日本对华贸易逆差升至522亿美元。这也是日本急于推进中日“经贸互利”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据中国商务部11月18日公布的数据，2014年1月至10月，日本实际对华直接投资额为36.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5.8亿元)，同比减少了42.9%。中日关系恶化对投资额是否构成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利，毋庸赘言。
就国民互信和经贸互利的关系而言，11月15日，新华社以中国人为对象的最新民调显示，对日本“反感”的占83%；“好感”的仅占3%。但耐人寻味的是，中国赴日旅游人数却不断增长。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增长了84%，再创新高，预计到年末将有200万中国人访问日本。
中国赴日游客人数激增的主要原因，一是日本政府大力推行2003年制定的《观光立国战略》，放宽签证规定；二是日元贬值降低了中国人赴日旅游成本，而中国游客出手阔绰更是世界闻名，以致日本一些超市甚至打出标语：“多买些吧，把我们从萧条中救出来！”可以认为，虽然数据显示，据大部分中国人对日本“反感”，但稍加分析即不难发现，中国人真正讨厌的，是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坚持错误立场的安倍政权及右翼顽固势力所代表的“日本”，并非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更非广大日本人民。上世纪80年代初中日“蜜月期”在中国闻名遐迩的日本著名男演员高仓健近日辞世，数以万计的中国网民表示悼念，就是很好的证明。虽然中日关系在短期内不可能再现当年彼此“好感”均达到约80%的比率，但“经贸互利”对“国民互信”的影响之重要，在过去曾经获得过证明，在今后仍将获得证明。这种证明在“开日本车”还是“砸日本车”的民意中，既可以找到。
就经贸互利本身而言，2011年12月，双方曾达成一揽子中日金融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日本购买中国国债、促进人民币在东京市场的交易，等等。2012年4月，中日财长在会谈时表示，将在包括二十国集团和中日韩、东盟10＋3等多边框架下密切合作，并同意继续磋商修订中日税收协定。但是，由于日本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上述达成的协议几乎均未得到落实。随着中日“四项原则共识”的达成，如何将这些协议落到实处，将成为双方今后共同努力的任务。随着“经贸互利”的不断实现，中日关系也将进一步得以改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