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4日《新闻1+1》播出节目《杨六斤：从弃儿到“宠儿”！》，广西14岁男孩杨六斤，一人艰难生活6年，吃草一样的野菜。报道后,六斤被接到深圳免费读书，捐款达500多万元。24日，亲属将六斤接回家。堂哥杨取林表示，六斤要回原校考试，以后去留完全尊重六斤意愿，决不乱用捐款。（6月25日 央视网）
杨六斤的故事还在发酵，这个被舆论改变命运的孩子，还将继续面对更多不确切因素的操控。特别是500多万的捐款，早已超出了一个孩子成长的基本所需，因为它的诱惑，让“跨省抢孤”倍受质疑，并还将考验着权力与人性的伦理。在舆论的曝光下，一切都显得冠冕堂皇，待时过境迁，归于暗淡之后，谁能保证不会节外生枝，诱发出更多的纠纷，乃至祸端？
有专家指出，这是儿童福利保护制度的空白，特别是监护权剥离转移制度设计的缺失所致，监护人权利与约束缺少明确有效的规则。的确，这是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一个老生常谈问题，差不多每一起与儿童相关的公共事件，都拿它作了结语，比如兰考的袁厉害案。这些表明，每个看似特别的个案，背后都有深层次的原因。
杨六斤的遭遇，有人评论是从一个悲剧走向另一个悲剧，不无道理。冷可罗雀，热能烫手，皆因一个钱字。无人抚养让他成了弃儿，捐赠成巨款又让他成了“宠儿”。500万的爱心捐赠成了一种负累，让人纠结与唏嘘不已。爱心没有错，但爱心过度的确又能产生负担。这世间不止一个杨六斤，类似的被专家称之为“事实孤儿”多达62.5万人。可惜，不是所有“事实孤儿”都如杨六斤一样幸运，绝大部分都挣扎在基本生存的困境中，生活在公共救助与公益救助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从这个意义来讲，杨六斤只是“舆论救助”的一个缩影，同样也折射出社会公益发展的瓶颈与短板。
如果从普遍层面解决问题、有效统筹资源分配和有利于监督的角度来看，社会公益机构的救助更优于直接捐赠。比如，杨六斤如果由社会公益组织给予救助，所需资金由爱心基金支付，爱心基金向社会募集，常态性的机制，就能避免多对一“爱心暴富”的尴尬，就能使得更多的“杨六斤”都有机会得到救助。
靠媒体掘出的爱心洼地，能改变的只是一个人的命运，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统筹资源来满足儿童福利保护的需求，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机构承担的通畅救助体系。一方面，政府应当发挥基础性作用，加大投入，采取供养、补贴等形式，使得儿童福利成为普惠式福利；另一方面，引导和扶持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发展，增强慈善的影响力与覆盖面，充分汇集和释放社会爱心，成为儿童福利保护充足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加快儿童福利保护和公益慈善立法，健全权利与义务、责任与约束等方面的规则，来防范风险，规避矛盾。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