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部分先觉者就已提出“中部崛起”的概念，当时与这个概念配套的一种说法是武汉大学教授谭崇台先生提出来“两通起飞”，即交通和流通促进经济腾飞。
然而从这个口号提出到现在的二十年间，中部地区依旧没有起飞。人们谈到中部的时候，往往偏好用中心位置来描述，的确，中部地区位置得天独厚，在农耕经济时代，甚至是工业化的前期，这里都较为富裕。那时中部地区正是依靠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率先发展了先进的农耕经济，建国后又集中发展了前期的重工业。但是随着现代交通、现代通信、现代制造业的到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没有得到凸显，而沿海地区依靠轻工业快速起飞，“过路经济”就不再具有多少附加值。飞机、高铁从中部一掠而过，不但留不下多少“买路钱”，反而要承担修路费。中部地区从昔日的“路径依赖”经济变成典型的“过路经济”。尽管这里依然是四通八达、商家必经之地，但经过却不停留，也得不到更好的回报。
与中部地区相比，地域上相对封闭的西南、西北，在同等条件下，正是因为地理位置相对较远、较封闭，那里的农耕经济多只能在原地集散，反而使当地得到不少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西部经济反而看起来不差，中部却显得不怎么繁荣的缘故。
要令美丽的“中国心脏”走出“过路经济”陷阱，只有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之路。我建议，首先应当抓住中部地区高校、科研院所较为集中的优势，让高校和产业园更紧密地结合，把这里办成就业、创业、创新中心，而不是学生一毕业就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让毕业生不但拿到学位，还可以拿到职位，或者创业的资本股份，或者创新的知识产权。但是这需要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学分+创新分+创业分+就业分，可以互通互换;而互帮互助的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险基金在这里也需要财政贴息，并落实到每个细节上，如果这两个制度嫁接成功，人才的摇篮，就不会再是人才的过路站，而是人才的终点站。
其次，要发掘对地方的资源开发、以及产业布局的比较优势。十八届三中全会解放了农地承包权、集体土地权的抵押权，中部地区可以利用政策大大解放精细农业、生态农业、体验农业、观光农业，推动农业+观光产业集约化，实现城乡结合，以及农业、工业、服务业三结合。
再次，处于中部地区的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源地。中国传统文化活跃在荆楚大地的活博物馆中。可以把这里的自然、生态、资源、传统文化加以整合，实现家家户户有传统文化，人人都是文化载体，村村是一日游的落脚地，让文化覆盖山山水水，那自然会是一次产业+文化附加值提升的盛宴。▲(作者是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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