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1日起，浙江温州市政府正式实施为遇车祸的受害人先垫付“救命钱”。根据《温州市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当道路交通事故中当事人和法定连带责任人暂时无支付能力时，若发生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的责任限额、或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等三种情形之一的，“救助基金”应垫付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6月2日《温州都市报》）
遇到人命关天的重大交通事故，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此前的卫生部三令五申要“先救人后收费”，吁求医疗机构回归公益属性。不过，还是绕不开另一个现实问题：救人之后，谁救医院？这个追问，恰恰是重大事故“后付费”难以推行的根源。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谈钱伤感情，但在紧急救助中，如果钱都谈不拢，真的就可能伤害性命了。于此观之，“救助基金”制度确实是个踏实可行的人性方案。
地方政府出钱应急，固然是好事一桩。但“救命钱”从权责关系上看，也不能由财政包干到底。说得再直白一点，有钱的地方政府尚且可以先期垫付一段时间，缺钱的地方部门恐怕就可能因为追偿困难而断了救命的资金链。这样的担心，显然不是杞人忧天。这些年，各地试点“救助基金”的例子也不少，但面临的逃单压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譬如去年底，江苏《常州日报》消息称，全市自2011年3月施行交通事故抢救费及丧葬费用先行垫付，两年多来共垫付事故当事人抢救费、丧葬费等564起，共1514万元。然而，截至2013年10月底，市道路救助基金服务办公室仅追回垫付款162万余元，占垫付总量的10.7%，9成垫付资金无法追偿，基金运行受到严重影响。
先垫救命钱，再和责任人算总账，这样的做法契合制度的目的正义。去年3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了《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从制度层面解决医疗机构的尴尬处境、形成对无负担能力患者急救医疗费用的保障机制。各地建立“救助基金”制度，确实有助于缓解“三无”（无姓名、无亲属、无钱）病人被医疗机构推诿扯皮的顽疾。但不得不说的是，“救助基金”是个定量，如果追偿机制难以保障其常态运行，好心也可能因为“无米之炊”而熄火。这里有几个现实问题需要考量：一是“基金管理领导小组”只是一个财政、公安、卫生、农业、民政、人力社保、保监等组成的机构，一般并无法律主体资格，难以通过诉讼行使追偿权。二是不少事故涉及外地车辆，且逃逸案件不少终成“悬案”，这些肇事者如何被追偿责任，难度并不小。
从逃单率来说，总有一些窟窿是堵不上的。那么，有限的财政拨付之外，恐怕还得从公益捐赠等层面“开源”。最根本而言，要确保“先救人再算账”制度平稳运转，还得有赖追偿机制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