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2日，蚌埠市民韩露在家中遇害，20天后，她时年34岁已经担任蚌埠市原东区（现龙子湖区）区长助理的丈夫于英生涉嫌故意杀人被批捕，后被判处无期徒刑。2013年8月13日，安徽省高院公开宣判，认为于英生故意杀害其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其无罪并当庭释放。随后，蚌埠市公安局启动再侦程序。2013年11月27日犯罪嫌疑人交警武钦元在蚌埠被抓获，并供述了17年前强奸杀害韩某的犯罪事实。（5月29日《新京报》）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一串串数字，一是感慨于时光如流水，青春悄然逝。于英生无辜被羁押17年，虽然最终获得了自由，但已经没有了完整的家，没有了仕途，鬓角也已发白。二是恍然于原来这桩人命案并不复杂。为了给儿子申诉，于英生的父亲于道欣北京、合肥跑了几十趟，得到的最满意的答复是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控审处检察官李革民的话：案子已经9年了，老人家您急也没用，即使法律错了，纠错也是漫长的过程。但是，于英生出狱才三个多月，真正的凶手捉拿归案。一桩17年的冤案居然重新一查就能快速抓获真正的罪犯，而罪犯的真实身份又是人民警察，怎不又叫人浮想联翩？
如此，倒该为于英生庆幸：好在当年没有被“杀人偿命”，否则，死了也就白死了。于英生丈母娘的话入木三分，深刻得令人不安：“你们拿张判决书，说他杀人就杀人，说没杀就没杀了？”老丈母不知道，其实早在1998年2月，因为证据不足，于英生的案子已被市检察院退查了两次。看守所所长告诉他，他可能被无罪释放，“但问题是马上市里开两会，公安局长就要到检察院做检察长，如果真这样，肯定出不去。”不幸的是，“如果”变成了现实。明知“没杀”依然让人头顶“杀人”罪名，饱受岁月煎熬，不是法律出了问题，而是有人必须为自己的过错玩弄权术，挖空心思去狡辩去维护，甚至为五斗米和花翎领带，不惜以别人的政治前途和生命为代价。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公器私用、徇私枉法，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弄权者手中的砝码，沦落为这种人荣华富贵的牺牲品。守法的公民可以在合法的制度中被剥夺自由，甚至莫名死去，这才真正令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法律的悲哀也许就在于此。
5月26日，国新办发布的《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称，2013年，全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无罪，并对在申诉中发现的冤假错案，依法予以再审改判。于英生是被宣告无罪释放者中的一员，也是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安徽首次执行“疑罪从无”。这消息大快人心，是法制的进步。但倒也不必领情，更要像获释后的于英生，虽然行政级别恢复为案发前的正科级，获得国家赔偿并补发17年的公务员工资计百余万，但是，这位“直到最后也没承认杀人”的铁骨汉子依然不依不饶，正诉请追究当年公检法系统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要求不高，至少在我父母遗像前鞠三个躬，就原谅他们。”好男儿对父母深深的敬畏由此又见一斑。
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少数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的甚至因贪脏枉法滑向犯罪深渊，公平正义受到严重挑战。也正因为此，社会普遍期待平等、反对特权，注重公民权利的保障，反对滥用权力。于英生17年冤狱是人祸，不让傲慢与偏见的权力“零成本”，就必须“善恶到头终有报，高飞远走也难逃”，“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也才不会成为一句时髦的政治口号。从这个角度考量，对于英生的“鞠躬”之愿，我特别支持。但如果有关部门也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次，那就真的是太小看民众的勇气和智慧。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