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报道马年春晚中，摇滚元素将会凸显。若审查一切顺利，摇滚教父崔健将首登春晚，其曲目也暂定为演唱《一无所有》。而其经纪人也承认确实有收到春晚的邀约，但跟剧组还在商议阶段。17日晚，崔健的经纪人尤尤在回复某门户网站的短信中则告知崔健“不会上春晚了”，原因是“接到通知《一无所有》没有通过审查”。（1月19日《扬子晚报》）
马年的春晚，崔健不上了，少许遗憾之余，也没觉得有什么太大不爽。真喜欢崔健的歌迷，或许会极力去诟病春晚的节目审查方式，让自己与偶像一展歌喉的机遇擦肩而过，可又有谁会承认崔健比那些在春晚上“活蹦乱跳”的歌手差呢？对崔健的喜爱，其实是对这位“摇滚教父”在中国摇滚乐方面努力的认同，长期以来的追随，才使得崔健的粉丝能够沉淀下来，体现了摇滚乐的独特魅力，根本就与春晚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何况，没有崔健的春晚，即使因为他的“缺席”，会影响了一部分对崔健怀有满腔热望，且很想找回青春记忆观众的收视欲望，不过，春晚已经走过了这么多年，肯定还会成为除夕晚上的一道娱乐大餐，尤其是电视荧屏上的晚会，由于节俭风劲吹而大量减少，必然让春晚成为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莺歌燕舞、春风拂面、欢天喜地的春晚，还有可能会更受关注。
实际上，“没有谁”，春晚的节奏也不会有太多变化。宋丹丹、赵本山等小品演员离开了春晚的舞台，曾经让大家觉得春晚语言类的节目有可能塌台，这种担心，无非反映了观众心目中他们的分量很大，他们过去的表演给大家的印象有多深。可事实证明，春晚的小品节目，冒出了许多虽说有些稚嫩却让人感觉不同的新人，假以时日，他们在春晚的舞台上扎根开花，也未为可知。
与春晚舞台上的常客相比，崔健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直没有露过脸的“新面孔”。当然，不是崔健的音乐影响力达不到上春晚的要求，也不是崔健的舞台表现力压不住春晚的台面，对崔健来说，最大的考验还是他的摇滚乐与春晚这个特殊场域“对接度”的问题。要知道，春晚也不是从来就“排斥”摇滚，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翻唱汪峰的《春天里》，在2011年春晚上大受追捧，创造了摇滚乐的一个“奇迹”。可见，崔健不上马年春晚，绝非春晚对于摇滚乐的“歧视”，而是春晚与崔健在“双向选择”过程中各有坚持的结果。
对此，有人认为崔健的摇滚乐，像《一无所有》这样的曲目，是因为过于“愤世嫉俗”而无法通过审查，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如果反过来，从春晚的特殊性角度去想，也的确无需过度解读和指责。在观众的印象中，毕竟春晚已经“定格”为春节期间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乱炖大菜”，“乐呵乐呵”是春晚的主要功能，更具反思性、宣泄意识的《一无所有》与春晚的格调显然有些不搭。崔健“义无反顾”地退出，与春晚“忍痛割爱”，都是真实的意思表达，也是正常现象。
以此来抨击春晚不是真正的“开门办晚会”，认为春晚的主办者意识上保守不开放，有点冤枉。一点一点在与时俱进的春晚，本来就是一个“充满遗憾的晚会”，在观众的文化消费取向越来越多元的现实条件下，“众口难调”的程度也不断加大。春晚缺少了崔健的这个“口味”，也是春晚尴尬境地的又一次体现，只能期待春晚用其他的“作料”来弥补了。
不过，崔健上不上春晚能够成为近乎头条的娱乐新闻，不能只看做是春晚引发的热议，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对崔健和摇滚乐本身的一次无意识地撩拨。如同许多流行音乐样式走红一样，摇滚乐在当代中国文化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与社会大背景存在很强的关联度。西化色彩浓厚的摇滚乐，与科学技术、管理、经济、文化、艺术等一道传入国内，摇滚以其独特的内涵和传播路径在展示着个性。崔健的《一无所有》，让大家潜意识中的迷茫和困惑，找到了一个表达的出口。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演出还是创作，摇滚乐都进入一个沉寂期，成为“小众化”、先锋性、实验性的音乐形式，造成了摇滚乐脱离大众文化消费的现状。
相较于春晚一直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路线来说，或许摇滚乐没有必要“曲意逢迎”，改变自身内在的气质，那么，也就无需为崔健与春晚失之交臂而过于纠结了。只是，倘若一种文化形式要有所作为，甚至想再次掀起摇滚乐的风潮，那么就必须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证明摇滚乐的存在。如同汪峰高声呐喊的，“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痛彻心扉的质疑，不是独自感叹，更像是对摇滚乐的唤醒，“该如何存在”的希望，仍然要靠摇滚乐自己去实现。
没有崔健的春晚不会“一无所有”，而崔健当初那种摇滚意识的已经不再，缺少攻破自己内部堡垒的觉醒，摇滚乐势必只能躺在“一无所有”的历史成绩单上冬眠，以至于最终会真的“一无所有”，这该是摇滚乐具有多么反讽意味的宿命啊！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