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从局部渐进到全局渐进
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体现了全局性谋划，既摸着石头过河，又加强顶层设计，提高了执行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是要全面协调、全面领导、加强督促，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体现了一定要将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发展中，要发挥它更大作用的一种决心。
刘尚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这次三中全会实际上是从新的角度强化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的系统化改革。过去的改革是非系统化、局部性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为中心。搞系统化改革，主要还是从三重紧张状态来理解的：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已高度紧张，生态环境已面临危机；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三是人与自己的关系也陷入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内心愈加脆弱，社会情绪愈加焦虑，实际上就是人和自己的关系不顺。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国际货币所所长）：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几乎都是学西方经济，一向不自信，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但现在东半球的经济崛起，经济总量不比西半球少，中国经济学所能解释的经济份额越来越大。这就再次需要呼唤中国的经济理论自信。三中全会将原来的“局部渐进的改革”推进到“全局渐进的改革”。现在到了我们自己从整体上布局、安排、思考如何改革的阶段了，所以叫做“全面深化改革”。
眼前危机很可能来自金融
王元龙（国际金融论坛副秘书长）：金融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决定》要求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就是为了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因此，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金融改革。
刘尚希：眼前的危机很可能来自于金融，急需推进改革。现在金融的发展和运行方式存在一些脱节。可以说现在是混业经营下的混业监管，意味着金融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监控，这就需要某种大金融的思路。金融改革的抓手首先是在大金融视角下监管制度的改革。监管制度不改革，金融风险就存在，使得做起事来瞻前顾后。所以，金融监管要强调宏观审慎监管。
张杰：鼓励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银行要基于一个前提，即界定经济发展对既有存量银行体系依赖程度有多高。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制度迅速变迁时，不适合民营银行发展，而需要能够快速集中金融资源的集中度高的银行体系，以提供长期资金。
中国整个银行体系的改革应坚持现有国有银行体系不要轻易动。实际上它不仅仅是银行，而且是动员金融资源的国有体系。这同样是一种大金融思路。从全球来看，最稳定的银行体系是集中度最高的银行体系。加拿大银行体系是六大银行组成，几乎从来没有遇到危机。从这个角度讲，银行集中度高并不意味着不稳定。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桶底”
刘尚希：财政的基础性作用相当于木桶的底板，如果底板掉了，意味着木桶的整个功能全部丧失。财政垮了，意味着国家治理全部坍塌。从这个意义上看待财政的定位和职能作用是一个大的突破。财政作为一种制度就像扁担，要把效率和公平挑起来，既不能偏向效率也不能偏向公平。只能是通过政策制度安排把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起来。不能搞钟摆式调整，否则会导致我们的政策以及体制都出问题。
郭庆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在财政规范性方面，《决定》明确提出，要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这是针对财政完整性、规范性的一项重要举措。废除这样的挂钩是对的。但面对社会经济发展，如何在不挂钩之后保障它们的需要。设计一个更加科学合理、不破坏预算规范性、完整性的长效机制，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