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反腐倡廉史上，2013年必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全国反腐肃贪力度空前，仅在10月份，半个月时间内，南京市长刚刚换“季”，廖少华又即作别遵义市委书记。同时，反腐促廉的招式频出，党员干部“限宴令”风行一时，历经局地10年试验的公务员廉政公积金制度，也受到社会关注。（据人民网）
近一年来，反腐倡廉能够取得各方比较满意的成绩，新一届党中央对于反腐倡廉的坚决态度和必克决心，“八项规定”的强势推动和反“四风”的深入开展，网络媒体推动和社会公众参与，都在不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其中，中央的坚决态度、必刹决心和重拳整治，又起到了至为关键作用。当然也可得出另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式反腐，依然还没有完全走出权力肃贪的阶段。
伴随党中央权力肃贪的强劲风暴，有关专业部门“治理防腐”的思维及其种种举措，也如同雨后春笋在各地广泛试验探索，并与权力肃贪相应互动。
比如廉政公积金制度，对于大多数不想、不会、不能贪腐的公务员来说，它还真就是一笔变相福利。因为当官发财本就应当两道，廉洁年金难道不是一笔额外的收益吗？而对于贪腐动辄百万上千万的巨贪大蠹来说，区区公积金又岂能填饱欲壑？廉洁年金的本质是以利避利，这种以“正当”小利攘不正当大利的探索，其实际成效可想而知。
又如风行全国“限宴令”，即从严限制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有关规定，其真正收效也值得斟酌。首先是那个20桌30桌的婚宴“限桌次”，除非收到举报，少见监管部门亲临现场取证核实；而丧事多半无人主动邀约办宴，多是他人不请自来，又如何限数限人？此外，禁了婚丧宴席，生病住院探望，生日邀集祝贺，年节拜访探望，还要不要一一发文禁止？
更从社会领域人情来往角度分析，出来“赶情”随礼，别人将来都要还的，这已经是全社会约定俗成的规矩，“情钱大如债”即指此理。而领导干部，作为公众人物，其朋友圈、接识面，多半大于常人。因为限宴令，赶出去“情”的不收回来，亏空真不是小数，真不知领导们采取什么渠道来填补。笔者一个朋友仅为副科级别，工龄14年，当年未办婚宴，后来未诞小孩，至今没亡至亲，随礼出去的现金已达10多万元。而“遵规守纪”六情不接的领导干部，在当前的人情社会，恐怕也多半不受欢迎。
限宴令的最大病症，在于以强势公权力涉入个人私生活，以党政禁令干预社会习俗，然而鞭长就会难及，干俗多难奏功。这类规定条文，看似又宽又广、且严且峻，实则收效不多。从法理边界来讲，真正管住你的公权力，就难得了，也足够了。
和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一样，还有多少贪官在台上高调反腐倡廉，在背后开门纳贿，在牢狱悔不当初。大可不必为之惊讶、喟叹和愤慨！原本不必理想化的为领导干部套上道德正义的五彩光环。还原到经济学假设，在这个社会，绝大多数都是理性人，而不是道德人。
要想“治理防腐”有效，还得迈向“限权难腐”。权力天生具有腐蚀性，人性多有贪婪性。领导执掌权力，说明他离危险更近了。而要保护干部不至履险涉危、清正廉洁，要促进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不妨回到理性人观点，用阴暗的假设和关键的布防，以对付小偷的手段，牢牢盯紧权力，有效制约权力，切实防范权力，全面监督权力，不给贪权、揽权、弄权、滥权以丝毫缝隙，真正形成限权难腐的治理体系，庶可望吏治清平、天下太平。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