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披露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为数不少的地区，国家明文规定取消的诸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仍在收取。有观点指出，类似改革政策措施在一些地方遭遇“空转”的现象，在以往一些实践中有所发生，严重影响改革措施的有效性。（8月5日《人民日报》）
某些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停而不止，置于现实语境内解读，着实不足为奇。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传统里，政令的效用，自然会由上而下逐层递减。这一趋势表现在公权架构的最末梢，便是“有令不行”。从此角度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所披露的一揽子案例，或许只是“一系列被架空善政”的冰山一角。在仍未见光的角落里，注定仍有不少“指令”堵在路上。
“上令下不行”，几乎是现代科层制政府的共同遭遇。一个常识是，在“上下级垂直领导与服从的关系”里，下级机构不仅简单地执行上级意志，也具备一定的利益自觉意识和自主的行为偏好……国家虽明文取消了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但也“冒犯”了许多地方职能者的利益，最终只能换来“被搁置”或“变通执行”的命运。
毋庸讳言，任何一种存在既久的“收费”，都会给征收者造成路径依赖。这种依赖，大致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指形成对“获益”的稳定心理预期。一旦“停收”，势必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则指过往的“收费”习惯，已经集聚了相当数量的“寄食群体”。恰是他们，构成了抵触“停收”的最坚定力量。
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在基层所面临的困境，乃是人所共知的现实。至于怎样纠偏，则是各有各的思路。在很多人看来，“当前，尤需强调政令畅通；建立干部政绩的科学考核机制；增加政策执行监控机构的权威性、独立性。”的确，凡此种种皆是对症下药之举，但也因其太过显而易见，反倒令人顿生老生常谈之感。且从本质上说，此一建议仍寄望用“强力手段”压制既存利益纠葛，着意于修复、强化行政系统内的“服从”传统。可惜，它未必能解决根本问题。
国家层面取消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一些地方却继续自顾自收着。而这，既是政策推行力不足所致，也是上下各级利益调和失败之果。说到底，只有让上级意志与下一级的利益诉求相调和，所谓“令行禁止”的局面才可出现。就此而言，厘清“如何补偿地方的利益流失，如何分摊改革的成本”，显然是先决性的。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