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是农村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关系到农民的婚姻，而婚姻又是农民家庭再生产最重要的环节。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流动、社会分化、村庄社会边界开放等因素对农村婚姻产生了剧烈冲击，并在彩礼这个婚姻缔结的重要环节上凸显出来。
闪婚形成高价彩礼
在一些地区存在闪婚，闪婚是父权、打工经济及婚姻伦理变动等因素共同形塑而成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很高的彩礼。2018年夏天，在某地调查发现，当地彩礼已经普遍达到18.8万元，个别农户结婚付的彩礼更达到28.8万元，大多是在定亲时由男方一次性付给女方的。当地的婚姻通常是春节回家大约一个月后确定下来的，外出打工的男女青年回家，双方父母最重要的事情是张罗相亲。从相亲到定亲这个过程最短只需要三天，且令人震惊的是定亲后女方可以直接留在男方家里作为“准媳妇”。
具体流程是：第一天见面，如果双方相互看中，就约定第三天定亲付彩礼；第二天男女青年可以一起去买菜，筹办第三天的小范围亲戚之间的酒席；第三天定亲给付彩礼，可以先支付一部分，比如10万元，然后女方就留在男方家里。具体用时长短不一，也有花两个月时间走完见面到定亲这个程序的。
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该地的彩礼习俗还发挥了女方婚姻保险的作用。“三天同居”在过去的道德体系看来非常不合理，一般习俗不允许男女青年婚前同居，女方家长更是如此。而在今天，婚前同居在该区域已经合理化了。一笔不菲的彩礼就是女方婚姻安全的重要保证，彩礼暂时由女方父母保管，如果男方违反婚约，女方就将彩礼作为经济补偿，不退还男方。
婚礼的减省
在该地还有很多家庭把婚礼省去或拖很久才办，个中原因包括：等到生儿子才办、筹不到钱支付剩下的彩礼、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怕麻烦、感觉没有必要。要等到生儿子才办婚礼，这是很多南方农村共同的习俗。在这些农村的婚姻习俗中，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如果妇女过门后不能生育儿子，就代表一个完整的家庭还没有最终形成，也就不办婚礼。这是一种文化压力，女方家长也接受。
男方筹不到钱支付剩下的彩礼，这是一些人反映不办婚礼的理由。结婚后，男女双方外出打工，却一直无法筹集到足够多的资金支付彩礼。因为结婚仪式的一个细节是男方要检查女方带来的箱子中是否有足够多返还的财物，彩礼没有达到约定数额，女方就无法足额地返还彩礼钱，婚礼会显得寒碜，也就不好办了。
后三种理由较为常见，其中认为婚礼“没有必要”的观念最能反映出婚礼意义的转变。传统结婚仪式需要办四次酒席：第一次是定亲酒，最后一次是结婚酒，中间两次则是宴请双方亲戚在一块吃饭。但是在青壮年普遍外出务工背景下，新的习俗是用金钱代替，酒席省去不办。“怕麻烦”是因为婚姻越来越私人化，只要通知了亲戚朋友就可以了。男方在定亲时交付彩礼，双方就形成了实质婚姻，完成了组建家庭的步骤，可以共同外出打工、生孩子，结婚仪式就不重要了。
还有一种特殊情形是女方父母把暂时储蓄的彩礼钱用于投资，没有钱归还。支付彩礼的男方家长会仔细计算给付的彩礼及对方所有花费，如果拿回来的钱过于偏离计算出来的理想数目，男方家长会有意见。在当地风俗中，男方给付的彩礼需要女方以嫁妆的方式归还。如果不归还或者归还金额过少，女方父母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为此还引发了一些婚姻纠纷。
不办婚礼的后果是女方父母会一直留着彩礼钱。如果双方关系好，这笔钱会被直接交给女儿；如果双方关系一般，那么这笔钱客观上就成为女方父母的私人财产。因此为了要回这笔钱，有的男方补足彩礼后要求完成婚礼仪式。
彩礼的类型
各地区的彩礼习俗有很大差异，根据彩礼是否属于构成婚姻的要件及彩礼流向，可以把全国农村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类，男方向女方支付补偿性彩礼的地区，彩礼由男方支付，由女方父母掌握，俗称“奶水钱”，用于女方兄弟结婚。
第二类，男方向女方支付的彩礼又被嫁过来的女儿带回来的地区，彩礼资金成为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原始积累。
第三类，在一些地区，男女平等程度较高，双方父母均有义务向小家庭转移财富，嫁妆和彩礼一起构成小家庭的原始积累。
第四类，彩礼不构成结婚必要条件的地区，男方父母对子女婚姻是有限责任，父母有帮助的义务。婚姻主要依赖男女双方自由恋爱和自行进行财富积累，女方看中的是男方的个人条件，比如工作能力、性格、长相等。
恰恰是在第四类农村地区，年轻男子的婚姻最成问题，尤其一些偏远贫困山区的农村积累了大量光棍。而前三类地区，由于父母尽力帮助儿子支付彩礼娶媳妇，光棍很少。由于结婚有刚性的支付彩礼的义务，男方父母很早就注意储蓄资金，生活比较节俭。
“天价彩礼”问题
最近几年，很多媒体报道了一些地区出现“天价彩礼”问题，对此需要深入理解，要区分彩礼是否在合理范围内，不能一棍子打死。在很多地方，彩礼是自古以来的习俗，有多样化的社会功能，在当代被赋予了一些新的内涵和社会功能，越来越表现为纯粹的货币。所谓“天价彩礼”，指的是有的地方彩礼上涨过快，第一年10万元，第二年就涨到20万元，明显超出一些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的承受范围。更沉重的负担还不在于彩礼本身，而是在女方要求的城市购置婚房和汽车。如一些地区讲究“三斤一动不动”：三斤百元钞票(约13万元)、一辆轿车、一套房，这个成本就有些高了。有的地方，这一套房是由男方父母支付首付甚至偿还贷款的。
“天价彩礼”由多种因素互动形成。一是宏观上人口结构失衡造成适龄婚配女性稀缺，婚姻市场对中下层男性婚姻造成挤压的问题凸显。二是农民大规模流动背景下传统婚姻圈被打破，贫困地区容易成为婚姻市场的洼地。为了能留住有限的女性资源，男方父母愿意支付高昂的彩礼。三是随着经济发展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农村地区的攀比风气使彩礼习俗异化。高额彩礼成为农民心理满足的手段，彩礼多少成为衡量女性地位高低的标准，成为“我家女儿值钱”的象征表达。四是缺乏伦理支撑的市场化婚媒一定程度上影响彩礼的定价，如在某地有20多个职业媒人合作哄抬彩礼价格，从中抽利。
因此治理高价彩礼，在辩证看待彩礼习俗的同时需要多种力量介入。第一，政府应严厉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从根本上治理性别比畸高。在男女性别平衡的地区，彩礼数额一般不高，恶性彩礼攀比也很少存在。第二，要通过政府介入、党员干部带头，主动作为，形成文明新婚俗。“天价彩礼”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文化现象，是集体行动的结果，不是一个人、一个村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作为外力介入，就能打破不良文化内部的平衡。第三，要善于运用村民自治方式，发挥红白喜事理事会的作用，形成村规民约的约束。移风易俗本质上是群众工作，需要依靠群众性组织。（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