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福建三明有中学生发帖称，所在学校新学期针对女生发型问题出台新规，要求女生留标准短发且后脑勺须为斜面，不能遮耳。此规定引发广泛热议。
事实上，几乎每年的开学季都会有学校强制学生剪短发的新闻出现。绝大多数涉及此类事件的校方和有关部门的回应也大致相同。就像三明一中相关负责人表示“目的是管理学生面貌，希望学生朴素整洁大方，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三明市教育局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表示，“各校规章制度不同，目前已与三明一中沟通，建议学校调整方式方法，多考虑学生情况。不要那么苛刻”。”同时，为此发声的评论文章也不少，大多是站在学生角度，围绕心理、人权、自由等要素进行论述。
如果按照舆论场中几乎趋于一致的声音和大多数共情学生的观点来给“发型令”定性的话，那可以非常快速直接地将其打上“错误”的标签。可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或许还需从家长与学校的立场、行为初衷出发，对这件事进行整体审视，因为过多站在学生立场的话，这件事似乎指向了总是在以牺牲学生利益为代价来促进他者的利益。
那么，加入学校和家长两个变量之后，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到底谁才是发型的决定者？绝对自由拥护者自然认为个体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发型肯定要由自己说了算。从法律层面来说，学生也必然拥有选择发型的合法权利。但如果未满18周岁尤其是在校学生，恐怕还是要听取家长建议或是遵守校规。一定程度上，学校的管理规定也体现着家长的需求。
客观而言，舆论场中有很多不同意见，但大部分意见都是为了在网上分享而设计的。相当一部分人鲜明地反对“发型令”甚至暴论频出，也能收获不小的支持。但如果将这套言论放诸现实，大部分家长保持沉默后，大概会说出那句我们常听到的“等你有孩子就明白了”。当然，这并不是讨论言论的对错，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
不同于很多网络博主对自由的捍卫，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的判断往往是基于专业立场，因此他们的观点大多建立在安全和健康。无论是基于自由、安全和健康，这些观点虽看似难以反驳，却都回避了一个关键前提，即忽略了自由本身的双向性与边界感。拿三明一中要求女生剪短发这个校规来说，可以从两方面解读。
其一，自由原则具有双向性。既存在要求学生统一理发的学校，也有不做此类规定的学校。若学生无法接受某所学校的特定要求，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符合自身期待的学校。其二，自由的让渡是教育契约的内在规则。学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本身就意味着需让渡一部分个人自由，比如遵守校规。这是保障教育秩序与集体利益的必要前提。
曾经罗翔的一句“人类所有的艰辛努力都是靠管束才能成就的”在社交媒体流行至今，而他的提问“在自由状态下，人绝大多数是选择崇高还是选择堕落？”更让许多人陷入沉思。这两句话恰恰折射出当下舆论场的普遍悖论：人们一边渴望自由，一边又认同约束与自律的价值；一边反对双重标准，一边却在各类观点中反复摇摆、自相矛盾。“发型令”所面临的争议，正是这种悖论的典型体现。不同学校有各自的管理体系与教育理念，尤其是部分重点学校，长期以来秉持严格的管理模式。若家长和学生既希望借助这种严格管理助力成长，又试图以个人意愿打破学校已有的运行规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诉求。
当然，不能因学校“负责任”的出发点就忽视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一刀切”与居高临下的管理模式必须改进，管束绝不等于单纯的限制。这就要求，学校在制定留何种发型等校规时，务必倾听学生的声音，做出相对温和的决策，让学生真正认同政策的价值，而非粗暴推行，使管理沦为众人反对的不当行为。说到底，学生难以接受剪短发，很多时候并非抗拒理发本身，而是反感学校制定与执行政策时的强硬态度。学校的核心目标，应是让这类管理措施转化为良性合理的约束。如何定义“发型令”取决于我们是带着偏执还是带着远见去面对它，如果我们选择现实主义，良性合理的管束可以继续成为进步的工具，而不是反乌托邦恐惧或乌托邦梦想的画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