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数智技术引发科技创新格局重塑的背景下，认识传统技术创新体系的历史逻辑与数智技术创新体系的未来走向已成为学术界与政策界的共同关切。研究发现，技术、制度和地理的耦合与解耦是技术创新中心更替的核心机制，创新锁定、制度解耦、地缘挑战与系统张力是数智技术创新体系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亟须构建技术原创、制度自觉与地理战略协同的一体化数智创新治理框架，推进技术创新范式的中国式跃升，强化全球规则的话语塑造能力，通过开放型地缘布局实现从技术参与者向范式引领者的历史性跃迁。
[关键词] 数智技术；技术研究范式；制度规则；地缘战略；成果评价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5）05-0065-09
引言
在技术变革与制度重构的历史交汇点上，世界正迎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算力平台为核心驱动力的数智时代。全球技术创新体系进入快速变革的关键阶段，深刻把握数智技术创新体系的发展态势，有助于中国在全球数智技术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既有研究为本文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路径演进、[1][2]大数据下的创新模式、[3][4]数字规则竞争[5][6]等方面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但是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数智时代的单维度变革，对于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性跃迁尚缺乏研究，没有打通技术范式、制度规则与地理空间的内在逻辑链条，未提供契合数智时代新变化的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此，本研究构建“技术—制度—地理”三维耦合理论框架，系统阐释技术研究范式在认知、方法和知识生产上的变革逻辑，深入剖析创新路径依赖与突破、制度解构与重构、空间重组与再建等问题，提出新形势下中国数智创新的战略路径，为中国参与全球科技秩序的重构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一、技术创新体系的“技术—制度—地理”演化分析框架
数智技术带来了技术创新体系的深刻调整，亟需构建一个系统化的理论框架，更好地回应新变化新需求。既有研究揭示，技术创新体系主要包括技术、制度、地理三个维度，学者们基于每一个独立维度均发表了丰硕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对技术、制度、地理的分析存在独立性与分离性，未能更好地回应数智时代的系统变革特点。因此，本文构建了以“技术—制度—地理”三维耦合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尝试突破单一维度研究的窠臼，从系统性视角揭示技术创新体系的战略趋向。一方面，该框架注重单维度的分析，在技术维度分析研究范式的历史演进及数智技术引发的新一轮变革，在制度维度剖析不同国家如何通过标准与伦理规制推动制度性科技重构，在地理维度解析创新中心的空间迁移如何成为技术与制度耦合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该框架注重三维关系的系统耦合，指出三者之间不是静态组合，而是协同演化、相互塑造的复杂系统，技术突破推动制度调整与空间重构，制度规范反作用于技术路径与区域布局，地理条件又影响技术集聚与制度选择。
总体上，“技术—制度—地理”三维耦合理论框架旨在打破“技术—制度”、“技术—地理”或“制度—地理”的单向解释路径，提供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为理解数智技术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为完善科技治理体系提供战略性政策建议。
二、传统技术创新体系的历史演化
传统技术创新体系历经历史发展，呈现出技术研究范式革新、制度规则优化、地理空间迁移的演化历程。
（一）技术研究范式的结构裂变
技术研究范式的发展并不是技术的孤立演化进程，而是嵌入特定文明结构与文化哲学内的历史建构，历经了从经验积累到智能算法的持续发展变化，从14世纪以个体观察和技艺实践为基础的经验技艺阶段，逐步演变为16世纪的理论模型范式，基于抽象推演与逻辑建构的知识体系被逐步建立。在20世纪中叶，量子物理、控制论与信息论构建了数据计算范式，随着高性能计算与仿真平台的发展，21世纪初形成数据模拟范式。近些年，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发展推动技术研究形成了以算法驱动为特征的数据智能范式，依靠算力模型和自组织学习实现知识创造。
面对全球技术研究范式持续裂变的态势，中国在不断引入现代科学方法时，坚持将技术研究嵌入本国文明传统与价值逻辑之中，形成了蕴含文化连续性与制度适应性的范式发展路径。从《考工记》《天工开物》中体现出的“技艺—修身—宇宙秩序”的知识体系，到近代理论模型范式输入与经验传统之间的张力融合，再到“两弹一星”推动的数据计算范式转型，中国实现了从传统经验向现代科研体系的系统跃迁。进入21世纪后，中国依托大数据与复杂系统研究，逐步建立起数据模拟范式，推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范式体系。
尤其关键的是，中国没有陷入对西方范式的工具模仿逻辑，而是努力建构具有自身文化逻辑的开放共生型智能范式，将技术理性与价值哲学融为一体，呈现出较强的文明自洽性与系统创造力，中国正从引进、适配与超越的路径中，迈向一个深度融合中华文化特质的科学知识体系建构阶段，逐步实现从范式追随者向范式塑造者的历史性转变。
（二）科技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
科技制度的发展是一场围绕技术研究展开的渐进过程，经历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在18世纪民族国家兴起的背景下，西方逐步建立起以皇家学会、科学院和大学制度为核心的早期科研组织体系，构建了研究者共同体、同行评议、公共资助和学术出版等基础制度框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制度进入国家体制化阶段，大学、政府与产业的“三螺旋”模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结构。20世纪末，全球化进程推动科技制度进入网络化阶段，跨国科研合作、标准治理与国际组织的制度化运作逐渐成为全球知识治理的主要形式。近年来，科技制度步入以规则竞争为核心的新阶段，西方国家借助先发优势加速数智技术的规则输出，科技制度成为全球知识权力重构的重要载体。
在科技制度的全球演进中，中国经历了从制度移植到体系重构的渐进路径，逐步构建起具有自主逻辑的科技治理体系。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引入的西方工业化技术与新式学堂教育，开启了中国近代科技体系的启蒙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后，科技制度进入举国体制阶段，形成了高度集中、目标导向的科技组织模式。在20世纪末，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科技治理结构的变化，中国加快推进科研体制改革，在标准制定、项目合作与全球议题中逐步增强制度影响力。当前，在全球通用规则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积极应对外部制度壁垒对技术发展的压制，主动提升自身在关键制度议题上的规则供给力，努力推动科技体系自主化，力争发展为全球规则塑造者。
（三）技术创新中心的地理迁移
科技革命与制度变革推动全球技术创新中心的地理重构，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依靠天文学、机械技艺以及早期专利制度发展成为创新中心，却因宗教与政治方面的因素对其持续发展造成了限制。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凭借力学体系、蒸汽技术以及科技制度迅速崛起，然而对新兴领域响应不足导致地位下降。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依靠化学革命与国家标准体系推动技术集约，可是重理论、轻应用的问题对其竞争力形成了制约。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德国凭借教育与科技制度改革实现高水平创新，却因两次世界大战致使技术体系断裂。20世纪以来，美国凭借信息革命与制度开放确立了全球主导地位，却面临着欧洲与亚太竞争力上升带来的挑战。
在全球技术创新中心演进的同时，中国技术创新中心的空间演化呈现出从单点集中转为多点联动的总体态势。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以上海、福州为代表的沿海门户汇聚了技术资源，初步形成了工业科技集群。在民国时期，北京、南京、上海等地逐步构建近代科研体系。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科研格局，西安、成都、武汉等内陆城市承担了部分科研功能的布局和拓展。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在市场机制引导下率先实现科技产业化。21世纪以来，科技创新空间格局发展为网络化和多中心化，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成为全国创新的主轴，中西部的新兴城市在基础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这些变化标志着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分工明确、协同推进的国家科技空间新格局。
（四）三维耦合特征与现实启示
历史经验显示，技术、制度与地理的耦合与解耦是技术创新中心更替的核心机制，技术突破是根本动力，制度建设是关键枢纽，地理空间是重要支撑。技术从经验技艺范式向数据智能范式跃迁，依靠的不仅是科技自身的演进，还需要获得制度环境与地理空间的协同保障。其中，制度改革决定着技术能否顺利扩散，地理布局则影响创新成果的集聚与转化效率，重大技术突破只有在制度配套、空间匹配的基础上，才能真正释放系统效应并转化为国家竞争力。
回顾历史，全球技术创新中心的更替是技术、制度和空间之间耦合水平的较量，凡是三者协同推进的地区，往往能够崛起为全球创新高地。反之，一旦某一维度滞后，创新动能就会逐渐衰减，科技优势也随之流失。这一经验为中国推进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即要系统推进技术发展、制度完善与空间优化，避免出现技术先进但制度滞后、制度健全但空间受限的失衡状态。
我们还要注意，制度和地理在科技体系中的作用愈发突出，正从配套要素发展为战略性主导力量。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演进，数智技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上升，对制度响应速度和空间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制度要为技术发展提供前置引导、资源统筹和社会共识支撑，地理空间则要具备整合技术资源、承载算力网络和辐射区域创新的能力。构建起“技术—制度—地理”耦合体系的构架，将在全球科技格局重塑过程中占据主动。
三、数智技术创新体系的变革
数智技术不仅是对传统技术创新体系的拓展，更推动了传统技术创新体系重构。因此，研究数智技术创新体系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数智技术创新体系正经历技术、制度与地理的三维协同变革。
（一）技术“认知、方法、生产”的范式革新加速
技术研究范式革新是认知、方法与生产维度相互融合的系统性革新。在认知层面，随着人工智能的情境理解和参数涌现能力快速发展，数智技术已从被动工具转变为有认知能力的准行为体，“理解”的内涵与边界随之拓展，传统关于科技主体的认知框架面临新的挑战。在方法层面，研究范式正在由假设驱动向生成驱动加速转变，现代科学长期遵循假设、检验、证伪的逻辑路径受到挑战，基于提示工程的数智技术在不设前提假设的条件下动态生成知识，突破了以波普尔为代表的传统方法论。在生产层面，知识生成模式正从线性积累走向超循环创造，传统知识体系强调理论预设、归纳演绎与阶段性积累，而数智技术则跳过理论建构阶段，直接依托大模型生成内容，构成对传统科学范式的结构性扰动。
在技术研究范式变革的推动下，中国科技体系也正在经历系统性转型。在认知层面，科研界逐渐打破人类是唯一创造主体的传统观念，开始探索人机共创的研究模式，推动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向智能合作者角色转变。在方法层面，传统研究方法正被以数据驱动为特征的新型方法体系重塑，前沿领域普遍呈现出问题在应用中生成、路径在迭代中调整的新变化。在知识生产层面，中国在智能生成和自动编程等新兴场景中不断取得突破，推动知识生成从积累式创新转向涌现式创造，一批依托数智技术的新型科研机构正在加快建设。
（二）数智技术治理制度正在分化为三种典型结构
国际社会的数智技术治理体系在当下呈现出三轨并行的态势，加深了技术标准的差异性，引发了数智时代全球秩序主导权的激烈竞争。第一类制度方案以技术封闭式治理为核心，依靠法律和标准来维持该地区数智技术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第二种制度方案以规制型治理为核心，把权利和伦理价值观融入到技术的研发应用之中，借助域外管辖权和国际合作机制将这些价值观推广至全球范围。第三种制度方案以自主与合作为核心，致力于构建一个既保障技术安全又促进创新合作的生态环境。
中国作为推行第三种制度方案的代表性国家，正在探索一种兼顾自主发展与合作共生的治理范式。在国家内部，中国的数智技术治理逻辑聚焦于算力基建、数据主权与平台治理，始终坚持统筹发展的原则，构建了有组织的科研制度体系，保障了数智技术的健康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国提出的兼具技术安全与合作包容的治理模式，为本国数智技术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还为全球数智技术治理贡献了可供参考的中国思路。
（三）技术创新中心由单集聚区转变为多集聚区并立
全球技术创新中心的空间格局正从传统的由西方主导的单集聚区格局，演变为北美、欧洲与亚太地区多集聚区并立的格局。北美地区仍位居全球科技高地，在算法框架、基础模型、芯片架构等核心领域保持领先优势，但其同时承担了来自亚太地区在部分前沿领域实现技术突破[7]的竞争压力。欧洲则延续基础科学优势，传统技术创新中心在成果产出方面依旧活跃，但是在数智技术的基础设施、风险投资与高端人才供给等方面存在不足。亚太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日益强大，已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的多级通道，然而集群发展不均、区域标准分裂等结构性问题依旧存在。
在全球技术创新中心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持续上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以26个集群成为全球创新集群数量最多的国家，扮演着创新突破者的角色。在国家战略引导下，北京、上海、深圳等头部城市持续增强技术策源功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形成高水平集群，构建起以原始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分工协作的创新走廊，成为全球创新网络中的重要支点，国家“东数西算”“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推动算力、数据、人才等要素资源加快向腹地流动，科技空间由点状集聚向网络化布局升级。
（四）“技术—制度—地理”的战略性协同变革深化
数智技术创新体系正经历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型，这一变革的复杂性已超出了传统单维度视角所能解释的范畴，呈现出多维度协同变革的特点。
在技术层面，技术研究范式的革新是制度与地理变迁的触发器，倒逼制度体系从滞后监管模式转变为前置嵌入模式。中国在此过程中，已意识到传统事后治理模式的局限性，正加快向技术与治理一体化的制度转型，通过《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制度的前置安排，实现技术研发与制度规范的同步设计，探索适应自主技术路径的中国特色治理模式。
在制度层面，技术能否扩散与落地越来越取决于制度环境的适应性，不同地区的制度影响着技术能否进入目标区域，决定着区域发展的知识流动边界。中国正构建以国家引导、场景牵引和机制创新为特征的科技治理制度体系，强化制度在技术发展中的嵌入作用，通过前置监管、试点机制与动态规范相结合，推动制度从事后响应向全链条治理转型，将制度打造为风险约束、激励原创、打通产研转化的关键支撑。
在地理层面，地缘结构正在深刻塑造技术创新与制度形态，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为技术与制度的应用提供了不同的场景，地缘政治因素深刻影响着科技治理制度的构建与实施。我们观察到，中国科技的地理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在国内，由东部集中走向全国协同，在国际上，中国正系统谋划技术出海、标准输出与基础设施外延，以地理联动提升规则主动权。
四、数智技术创新体系的困境与挑战
数智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性重构，这场变革面临着创新逻辑、制度架构与治理模式的多重挑战。
（一）创新效率革命下潜藏创新锁定与创新弱化
在数智技术的驱动下，科研效率与技术产出频率有了大幅提升，但是这场效率革命也暴露出技术路径依赖、创新弱化与评价体系滞后的问题。
技术创新路径的锁定趋势是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这是由数智技术依赖于大模型与历史数据驱动的研发机制造成的，以数智技术为主导的创新过程是对已有成果的重构与复现，致使颠覆性的创新突破难以实现。中国作为数智技术广泛部署的前沿国家，面临着技术演进被数据结构固化、原始创新能力受限的压力，需要主动设计预案，避免陷入“高效但非突破”的技术路径依赖陷阱。
创新活动正出现由突破性创新妥协为改良性创新的新问题，在数智技术提示工程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创新被简化成计算机的算法优化，研究人员有可能为了追求效率，就接受由算法优化提供的非最优解，放弃对突破性创新的执着追求，甚至还可能丧失理论跃迁与风险承担的原始动力。一直以来，中国部分科技领域的成果丰富，但原创能力比较弱，面对数智时代的新变化，要高度警惕算法逻辑对创造性思维的挤压，主动思考怎样在人机协同框架下激发科研人员的主体性与探索性，怎样更好地保护高风险、高价值的科研活动。
科技成果评价体系滞后的问题变得日益明显，全球多数国家仍实行以数量导向、指标驱动为主的评价体系，难以有效分辨人类原创与算法生成的本质差异，无法激发科研人员的活力与动能。中国正处在成果评价体系的变革阶段，应加快构建以原创性、复杂性和不可替代性为核心的新型评价机制，推动从“成果导向”向“能力导向”“价值导向”转型，保证科技创新成果的高产出强度，提高科技创新的质量与水平。
（二）制度与规则面临解耦与治理结构转型挑战
随着数智技术成为推动全球权力结构重组的关键因素，全球制度体系面临着技术与制度解耦的风险，这给中国的制度设计带来了严峻挑战。
如前所述，数智技术的治理制度正在分化成三种典型结构，这种分化结构加剧了制度摩擦，中国在推动多边协调、构建共识平台和塑造全球科技规则过程中，面临着外部制度壁垒的系统障碍，遭遇着跨制度理解差异所带来的认知障碍和协商阻力，尤其是在推动数智技术出海、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中，中国企业面临着规则适配成本持续上升的现实压力，由于不同国家在数据保护与伦理审查方面存在较多差异，中国企业的技术规范切换、法规冲突及多重合规成本正在逐渐增多。
数智技术的超速发展正在打破“技术—制度—市场”的传统适配逻辑，呈现出“技术先行—制度滞后—治理断裂”的新问题，技术演化速度与制度响应能力之间产生的结构性断裂，致使技术与制度的解耦现象日益严峻，引发技术的运行逻辑依赖于技术的自我治理，技术正借由标准制定与算法控制对全球治理结构施加影响。在这种趋势下，中国需正视制度适配能力不足可能带来的治理弱化问题，加快建立面向前沿技术的制度预测与响应机制，主动推进中国方案的国际化表达，在全球数智技术秩序重塑中提升制度塑造力和规则输出力。
（三）数智技术创新体系变革正在加速地缘秩序重构
随着技术体系与制度逻辑的加速分化，全球技术创新格局呈现出以北美、欧洲、亚太地区为核心的三大集聚区分化演进态势，围绕平台标准、数据规则与算法治理等关键领域形成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三大集聚区凭借构建技术联盟、输出制度规则，正将科技网络深度融入地缘政治体系，形成基于技术互通性和价值一致性的制度边界，重塑着全球技术创新体系的地理版图，地理空间不再是中性的扩散通道，而变为规则输出与区域竞争的前沿阵地，成为制度理念、技术路径与价值体系交织的战略边界。
这种态势对中国数智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国际技术规则正在逐渐固化，中国若缺位于地缘性制度制定与标准衔接，将面临技术扩散受限、制度影响力下降的风险；另一方面，国内创新资源的布局仍不均衡，部分地区尚缺乏承接高端要素的技术平台，区域间的协同能力也有待提高，这些不足制约着数智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中国必须以更高站位审视科技地理布局，统筹提升科技布局的地缘联动性与制度统筹能力，加快形成内外贯通、区域协同、节点突出的数智技术空间体系，切实增强中国在全球技术治理体系中的嵌入力、塑造力与主动权。
（四）数智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性张力与冲突日增
数智技术创新体系的内在张力是由创新锁定、制度解耦与地理重组共同构成的，这对中国的科技战略布局与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技术与制度之间的错配构成了数智技术治理的首要矛盾，由于传统制度侧重边界划定和风险响应，难以对数智技术的自主演化过程进行科学治理，尽管中国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技术治理制度，但面对数智技术的黑箱运行和快速演化机制，制度更新仍滞后于技术变革，标准细化与跨领域衔接能力尚有不足，亟需提升制度的技术适配能力与动态响应能力。
制度与地理的张力是全球数智技术创新体系重构的关键变量，部分发达国家通过标准设限和区域联盟构筑壁垒，压缩了新兴经济体的数智技术扩散空间，使地理不再是中性容器，成为了制度价值冲突的物理控制工具。在这种情境下，中国面临着科技地理格局封闭化和集团化的挑战，中国的制度外溢和规则联通受到制约，数智技术的自主可控发展也因此面临着一定的压力。
地理与技术深度互锁进一步削弱了全球数智技术体系的开放性，地理空间在理论上是促进技术扩散与制度协调的中介载体，但现实中的技术集聚效应加剧了资源向少数区域集中，地理空间日益演化为强化边界、掌控资源的战略工具。中国虽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布局了一批特色鲜明的试点示范区，但在通用大模型、核心芯片等关键领域，高端创新要素仍相对集中，跨区域资源调配机制有待完善，影响了全国技术创新体系的协同效率与全球拓展能力。
五、新形势下数智技术创新的战略路径
数智技术创新变革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为中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格局重塑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一）强化系统思维，构建战略型科技治理框架
技术研究范式的革新与制度体系的分化，促使数智技术治理步入了系统性与战略性相叠加的新阶段，亟需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构科技治理框架，推动形成以技术演进为动力、制度创新为核心、空间重构为支撑的三位一体治理体系，系统打通技术创新与国家战略之间的深层联动通道，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向系统驱动、从政策回应向战略引领的转型。
在技术治理方面，要坚持前瞻性引领与全过程管理相结合，推动治理关口前移与责任链条前置，可考虑加快建立覆盖基础研究、关键算法、智能算力等领域的监管机制，推进算法伦理审查、算力资源调控、科研数据合规使用等规则体系建设，实现从事后干预向前置嵌入转变，保障数智技术的可控可用。
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推动科技政策体系集成化与协同化，着力破解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结构性障碍，重点强化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和预测性，建立以重大任务为牵引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推动政策法规的一体化，加快形成支撑科技创新全过程的制度保障体系。
在空间布局方面，要主动适应由要素集聚向战略布局转变的新趋势，统筹优化国家实验室、重大平台、数据枢纽的基础设施布局，打造“东数西算”“南北联动”“边海联通”的算力网络体系，提升中国在国际算力合作中的组织力和话语权，为构建开放共享的全球科技生态提供科学方案。
总体上，要坚持系统思维、战略眼光和底线意识，加快建设三位一体的科技治理体系，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科学的规则供给，为打造国家发展新动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推动范式跃迁，锻造中国特色数智技术创新体系
我国数智技术创新体系正处于从并跑到领跑的跨越阶段，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推进支撑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技术创新范式跃升，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注入持续动力。
要强化战略引导，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数智技术创新生态。应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深化面向2035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健全“竞争择优”等组织机制，强化重大任务牵引和战略资源统筹，支持高水平研究机构和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先进计算等领域部署一批科技攻关专项，打通从源头创新到成果转化的完整链条，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自主水平。
要健全制度体系，重构科技评价机制和激励方式。面向数智时代的人才与成果特点，推动科技评价从“论文导向”向“创新导向”“价值导向”转变，制定体现数智技术背景下“人—机”协同贡献的新型评价指标体系，强化对原创性、探索性、交叉性研究的支持倾斜，推动构建更加科学公正、激励有效的科研生态。
要坚持文化自信，推动科技发展与中华文明有机融合。应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科技思想和治理智慧，将“格物致知”的探索精神、“道法自然”的系统观念和“法度有序”的制度逻辑融入科技治理全过程，在创新理念、治理方法、价值导向上注入中国元素、弘扬中国智慧，为应对技术异化和算法偏见的挑战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方案。
中国特色数智技术创新范式跃迁，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引领相统一、制度建设与文化传承相贯通，把创新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制度优势、人才体系优势和文化软实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坚实基础。
（三）把握规则机遇，增强制度竞争塑造能力
面对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历史窗口期，中国需以战略主动把握规则重塑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数智技术治理体系的重构进程。
必须坚持制度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相结合，统筹国内治理能力提升与国际规则构建参与。要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治理空白，加强前瞻性制度供给，探索算法安全、数据流通、隐私保护等新领域的规则制定，加快形成与数智时代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我国成熟治理机制的标准化、模块化、体系化表达，提升我国在全球标准制定中的参与度与影响力。
要以“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全球发展倡议等多边平台为依托，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规范、人才培养、治理经验等方面的制度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全球数智技术治理新秩序，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开放科学建设等前沿领域，要善于表达中国话语，主动发出中国倡议。
制度竞争是国家综合实力与战略布局的集中体现，必须将制度体系建设作为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持续提升中国的规则引领水平，加快实现从参与者向塑造者的战略跃升，在全球治理格局中赢得更多主动。
（四）立足全球布局，打造协同开放创新生态
面对全球创新版图阵营化的外部竞争，中国应以开放性协同战略为抓手，通过构建数智技术协同网络提升全球引领力。
要统筹谋划全球数智技术布局，加强底层设施互联互通。面向全球新一轮数智基础设施竞争，加快部署海外智能算力节点，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算力互济、数据通融、模型互认的全链条协作，推进中国自主技术标准深度融入国际技术协议体系，打破由西方主导的标准壁垒和协议封锁，提升中国的全球科技资源配置能力。
要持续拓展国际科技合作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建设。中国应在人工智能治理、技术伦理、数字安全等议题上，继续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多边合作，构建不依附于西方技术路径的技术价值共识，推动制定多元、开放、公平的公共技术规范，提升中国科技理念的全球传播力和影响力。
要加强区域科技联动，提升我国在全球数智技术创新网络中的枢纽功能。依托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基于“建特色、补短板、促均衡、扬优势”[8]的思路，与重点国家开展技术标准共研与数据资源共用，打造区域技术共建共享共同体，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快建设数智技术的产业协作平台，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数智技术生态。
推动开放协同创新布局，不仅是提升中国科技体系韧性与竞争力的关键之策，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需深度嵌入全球科技合作网络，形成以中国为枢纽的地缘协作格局，才能在数智时代赢得科技发展主动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的重点难度问题研究”（24ZDA027）；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女性科研人员学术成长及支持政策研究——以中国社科院女性二级研究员为例”（FNZX082—2024）。
[作者简介] 杜宏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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