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向唐宪宗上《论佛骨表》的缘故，触怒了唐宪宗，被贬至潮州任刺史。虽韩愈从到任潮州至前往袁州任刺史不足八个月，但他始终兢兢业业治理潮州，如开凿水渠、鼓励耕种、兴办州学，并释放当地豪强掠夺的奴婢。因此，当地百姓为纪念韩愈治理潮州的贡献，将流经潮州的大江改名为“韩江”，将韩愈登临过的双旌山改名为“韩山”，将韩愈手植的一棵树称作“韩木”，以韩愈名字命名“韩山书院”，并为韩愈建造祠堂即“韩公祠”。可见，韩愈对潮州的治理赢得了当地百姓的肯定。
在治理潮州的过程中，韩愈的“驱鳄”行动十分具有代表性。据《旧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初贬潮州时，听闻当地官员与百姓皆言湫水中有鳄鱼，时常伤民性命损民牲畜，从而导致当地百姓贫困。得知此事后不久，韩愈便着手实施“驱鳄”，并洋洋洒洒挥就《鳄鱼文》。
纵览《鳄鱼文》，大体上内容可分为三部分：一是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的身份派遣下属致祭；二是总结潮州鳄鱼泛滥的原因；三是与鳄鱼约定，限其七日内前往大海，否则将捕杀。与鳄鱼约定，稍具常识的人都可知鳄鱼无法听懂韩愈的劝诫，但韩愈依然大张旗鼓地“驱鳄”，其实是借鞭笞鳄鱼进行地方治理。故学界有部分学者认为，《鳄鱼文》是一篇以改善潮州民风民俗为目标、以鞭笞鳄鱼为手段、通过潮州地方治理为民除害的檄文。
《鳄鱼文》面世后，关于其文体便始终处于争论之中。基于学界分析，无论是将《鳄鱼文》视作虚构的游戏之文，还是诠释为向藩镇下战书的檄文，抑或是理解为向唐宪宗求赦免的表忠文，均承认如下事实：甫至潮州的韩愈借“驱鳄”表达自身的想法，《鳄鱼文》或多或少呈现了唐代潮州的社会现状。因此，我们透过《鳄鱼文》可看到作为刺史的韩愈如何治理当时属于边疆地区的潮州，从而管窥唐代如何进行有效的地方治理。
其一，边疆地区政府不屈服于地方势力。鳄鱼在古代中国被视作是一种神奇的存在，且被附会上了诸多神异属性，如“南海有鳄鱼，状似鼍，斩其头而干之，去齿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然而，面对这种具有诸多神异属性的生灵，韩愈并未选择屈服。在《鳄鱼文》中，韩愈表明作为唐宪宗派出的流官，刺史之所以有守土和治民的权力，原因在于“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也就是说，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刺史实施诸如“驱鳄”等地方政务的合法性依据既不在于神权，也不植根于地方势力。因此，韩愈在《鳄鱼文》中警告“鳄鱼”若藐视“天子”在地方的代表——刺史的规劝，那么刺史将率领百姓“操强弓毒矢”以杀之。
其二，先礼后兵的治理策略。作为儒家道统学说的创立者，韩愈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因此，其治理潮州的策略处处彰显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整顿祠祀，重视农桑，兴修水利，加固堤坝，“与官吏百姓等相见”以尽可能广开言路。至于实施“驱鳄”行动，韩愈同样依循儒家思想，即先礼后兵。在“驱鳄”的过程中，韩愈一开始便考虑鳄鱼当驱至何处：“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归容，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可见，韩愈并非一开始就主张将鳄鱼赶尽杀绝，而是建议将鳄鱼驱至一个拥有食物但远离人群之地。随后，韩愈与鳄鱼数次约定南徙的时间，起初“三日”，然后“五日”，最后“七日”。若“七日”后，鳄鱼依然不肯迁徙，那么韩愈才主张运用暴力的方式将鳄鱼“尽杀”。如此看来，即便面对鳄鱼，韩愈亦非不给出路。虽然韩愈因与鳄鱼谈判而被部分学者称作“东方的堂吉诃德”，但若将“驱鳄”视作彼时地方重要政务之一，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执行诸如“驱鳄”这等重要且影响面广泛的地方政务，以韩愈为代表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方官员，往往秉持先礼后兵的策略，目的是尽可能因地制宜管理地方事务。
其三，官、胥结合的地方治理模式。为使地方政府能高效运转，唐代为官员配备了胥吏以辅助工作。有唐一代，胥吏主要包括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的人员、从事其他杂务厮役的人员三部分，且均无品级。根据唐代学者杜佑的记载，唐玄宗时期中央和地方统计有各种胥吏35万多人，而有品级的内外职事官则只有1.8万人。如此看来，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大量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均由胥吏完成。在《鳄鱼文》开篇，韩愈便写道“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在此，“军事衙推”便是胥吏，其产生于唐代中后期，为节度、观察、团练、防御诸使设置，以协助军政。也就是说，秦济是协助韩愈处理军政事务的胥吏。韩愈的学生、友人兼同僚皇甫湜在《韩愈神道碑》中感慨：“大官谪为州县，薄不治务，先生临之，若以资迁。”意思是说，当时贬谪至州县的京官，绝大多数都因待遇菲薄而对政务不上心，但贬谪至潮州任刺史的韩愈却如职务晋升般兢兢业业。可见，相较于其他被贬的官员，韩愈是少数能亲力亲为地方政务的官员。但皇甫湜也提到，韩愈在潮州处理政务并未完全依靠胥吏，而是尽可能事必躬亲，这也表明，唐朝中晚期，胥吏徇私舞弊和弄权现象已十分严重。这种乱象，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地方治理中的顽疾。
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在潮州留下浓厚个人色彩的韩愈，其治理潮州时的所言所行是研究潮州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重新品读《鳄鱼文》及其所呈现的地方治理智慧，对传承潮州历史文化遗存以及赓续潮州城市文脉均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学科共建项目（GD24XZX09）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