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要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转向靠深化改革来形成“制度红利”和科技创新。大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实现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目标，让人民群众既“鼓口袋”也“富脑袋”。从过度依靠化石能源且石油高度依赖进口的能源格局转向更多依靠可再生能源，推动能源转型，实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要转向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平衡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新增一大批中小城市，扩大城市供给和城市文明的扩散。从过度关注经济增长转向统筹发展与安全，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从出口导向、被动融入全球化转向基于内需、主动选择经济全球化，在开放中创新，在创新中合作。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发展；共同富裕；能源转型；经济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3）07-0034-07
党的二十大全面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四十多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主要依靠体制转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的“基因”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肌体”。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重大转变。随着国际局势和国内发展阶段的变化，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主要靠经济体制转轨到主要靠发展方式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体来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六大转型。
一、创新是现代化发展的第一动力
要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实现动能转换，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转向靠深化改革形成“制度红利”和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增速9.5%，平均每8年GDP就翻一番的“增长奇迹”①?，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要素结构转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国际贸易条件恶化，依托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摆脱路径依赖，更多依靠创新和科技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推动经济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载人航天、新能源技术、生物医药等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已经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强调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创新是一个国家前进的不竭动力，一国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与其能否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息息相关。中国目前的科技创新仍面临巨大挑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方面瓶颈仍然突出。[2]如高端与通用芯片的对外依存度高达95%，有关芯片制造所需的原材料和设备也都遭遇“卡脖子”难题。基础研究是创新之源，但研究费用高、周期长、风险大，需要长期稳定的研发投入，目前中国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只有6%，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见图1）。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R&D经费支出从2000年的537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1504.1亿元，占比从60%增长到76.92%（见图2）。2022年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超过3/4，贡献了技术合同成交额中超过80%的技术吸纳。但企业依然面临创新动力不足，人才、资金、技术短缺等难题。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一方面要靠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扎实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另一方面，要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激发科技人员创新热情，形成新“制度红利”。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三者有机结合，完善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3]紧跟国际科技前沿大势、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前沿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也是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根本保障。要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相结合，强化基础研究的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落实到企业行为，推进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4]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深化科技制度改革，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和制度障碍，赋予科学家更高的科研决策权，不断激发科技人才创新积极性。要以改革激发发展活力、增强发展动力，打好一系列“组合拳”，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的能力。[5]
图1 2019年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22）》
图2 2000-2021年按执行部门分组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让人民群众既“鼓口袋”也“富脑袋”。要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实现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目标。在实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绝对贫困后，特别要转向着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构建“橄榄型”财富分配结构。与以“资”为本的西方式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本逻辑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在1985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以后，要警惕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没有形成足够规模且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就无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6]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人口比例从二战以后高峰时期的70%下降到当前的不到50%，①?美国社会不公加剧，经济效率骤减。我们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总量、扩充中层、弥补短板。力争到2035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翻一番，从目前的4亿人左右增长到8亿人左右，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0%左右提高到60%左右。从全球视角看，“橄榄型”社会稳定性较强，缩小贫富差距及缓解由收入差距所引致的社会矛盾，关键是要壮大中间阶层。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刊发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指出，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等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1076万人，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中小微企业超过200万户，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已达1.1亿户，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6亿人，②这四类群体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中坚力量。劳动力人力资本上的差异，从根本上会造成生产率上的差距，最终成为影响就业行业和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7]要通过优化教育供给提高人的内生发展能力，特别是要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加大纾困资金支持，构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多措并举助力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进一步推动优化公共服务，改变进城农民工“半城镇化”的情况，促进农民工实现“技工梦”“市民梦”“安居梦”和“创业梦”的机会公平。要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培植创业土壤，用更多的优惠政策为中小企业茁壮成长提供“阳光雨露”，使更多就业者成为创业者，培育一大批小“老板”，营造“让勤劳做实业能致富，创新做实业致大富”的市场环境。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鼓励辛勤劳动、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共同营造一个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和有爱的社会。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富裕，更是要追求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协调的全面富裕，主要表现为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了显著提升，并在此基础上共享发展成果。精神文化生活的富足程度是衡量人民幸福指数的重要标尺，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实现家家“仓廪实衣食足”，也要促成人人“知礼节明荣辱”。当前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仍不协调，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尚需提高。要关注不同人群的多元精神文化需求，建立需求导向的文化内容生产体系，针对各个年龄段的不同人群提供差异化、供需适配度高的文化产品，以优质产品实现文化惠民全覆盖。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现代化的鲜明底色
要从过度依靠化石能源且石油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格局转向更多依靠可再生能源，推动能源转型，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指出，202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20%左右，《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指出，到2060年前碳中和时，非化石能源比重将提高到80%，也就是用35年时间使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60个百分点。实现能源转型和碳中和是关乎经济、生态、民生、政治和安全的全球重大战略，也是涉及工业革命、能源革命、技术革命、消费革命和治理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8]我国的能源产量和消费位居世界第一，是全球第一大煤炭进口国、石油进口国和天然气进口国，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56%，对外依存度7%；石油占18.5%，对外依存度70%以上；天然气占8.9%，对外依存度是43%。既要发挥传统能源特别是煤炭、煤电“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循序渐进降低煤炭发电量，也要推动煤电机组节能降碳、供热改造、灵活性改造的“三改联动”，[9]提升终端用能低碳化电气化水平。当前，建立在传统化石工业和传统能源利用方式的工业文明已经难以为继，全球正在经历以可再生能源利用为核心的新一轮能源革命，这也将导致新的技术革命，最终引发新的工业革命。实现碳中和不能就“碳”谈“碳”，要推动数字化和绿色化深度融合，以数字化赋能绿色化、以绿色化引领数字化，形成一个有效的治理体系，从能源供给端、能源需求端和碳吸收三端发力，形成碳市场和绿色金融两大支撑体系。我国已经具备了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体系，风光电装机超过八亿千瓦，占全世界的80%左右；储能产能占全世界的70%左右；风光新能源等装备制造业占据了全世界60%左右。要加快开发风能、光伏、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等新能源，充分发挥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保供中的作用，逐步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的电力体系。[10]合理布局新型储能发展，加快部署数字化储能设施，将其作为新型电力系统的试验田，推动新型储能从新技术到新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速传统产业的绿色升级改造，推动绿色新兴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的整体效率和生态效率。[11]健全有利于消费侧绿色发展的政策机制，强化市场和价格机制对用能行为的引导和激励等。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传统产业生产技术与方式革新。在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中推广ESG评估，率先建立起稳定规范的ESG评估和披露制度。在绿色金融领域，将更多的融资活动纳入绿色金融范畴，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实质性且有效的资金支持。[12]
四、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目标要求
要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不平衡发展转向“四化”同步平衡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新增一大批不同规模的中小城市，扩大城市供给和城市文明的扩散，让更多人在城市文明进程中实现现代化。与西方国家在200多年时间里依次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串联式”现代化进程不同，中国路径是一种“并联式”的现代化，即在不到100年的较短时间内推动“四化”的叠加发展乃至同步发展。城市文明对于现代化至关重要，城乡融合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篇大文章。研究表明，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的城市供给严重不足。推进新型城镇化，一方面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借助都市圈和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促进周边一些中小城市的发展。通过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使都市和周边地区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加强对周边城市乃至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使城市周边地区同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依托县城或县域特大镇集聚人口，大力培育新生中小城市。[13]我国有33970万人居住在县城和小城镇，占全部城市和城镇人口的37%以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有1881个县市，农民到县城买房子、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要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重点发展，加强政策引导，使之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点”。县城是城市之尾、乡村之首，是农村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作用关键。城市和乡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鼓励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小城市在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中优势独特，难以在高房价、高物价的大城市立足的农业转移人口可以在小城市享受成本更低、更加适宜的现代都市生活，小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保、医疗、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也更容易取得突破。要积极推动“五线”城市建设，夯实城市体系的“塔基”，对经济基础坚实、初步具有城市规模和特征的特大镇进行小城市培育，通过巩固产业基础、扩大权限和制度创新来提升城市功能。[14]城市是科技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是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的主要载体，调整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也对改革城市发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实现“四化”同步发展必须牵住新型城镇化这个“牛鼻子”。引导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进入城镇，使城镇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承接城市转移的产业和农村转移人口。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县，把县城发展为30～50万人的中等城市；在50～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20～30万人的中小城市；在50万以下人口的小县，要把县城做大。同时，坚持“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八字方针，促进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未来的城市化建设和城市规划要根据产、城、文化、生态融合发展的思路，推进城市空间布局调整和主导产业结构调整。
五、统筹发展和安全是现代化的基石
要从过度关注经济增长转向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既在发展上更多考虑安全要求，也在安全上更多关注发展因素，从而在推动发展的同时努力确保系统安全，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国经济崛起需要构建安全可控、富有弹性韧性的经济体系。[15]如果没有安全，现代化就会被风险和危机中断；如果没有发展，现代化所需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没有物质条件。近年来，核心技术缺失、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低、国内市场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等问题日益突出。[16]维护经济安全既要抵御外部风险，解决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挑战，也要处理好自身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粮食能源供应、自然资源保障等，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我国稳定地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制造业的增加值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人民币，经过十年的增长，增加至2021年的31.4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的比重从20%左右提高到近30%。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当前，由于一些国家鼓吹断供和脱钩，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面临严重的安全问题。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0%，集成电路高端芯片的对外依存度高达90%，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用好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打通芯片产业链的“堵点”，解决“卡链”“断链”等问题，[17]为提升产业链韧性拓宽回旋余地，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与风险。要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技术突破牵引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推动我国产业体系在全球生产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定位调整，加快培育一批拥有雄厚产业资源与创新能力的企业。
六、全球化红利是中国式现代化给世界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
要从出口导向、被动融入全球化转向基于内需、主动选择经济全球化，在开放中创新，在创新中合作。面对逆风逆水的国际环境，中国的企业家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勇于面对回头浪开“顶风船”。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红利，而未来现代化的建设也要进一步开放，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贡献力量。从国际形势看，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风险增加。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全球化体现为资本、技术、人才等多种生产要素在国际大流动，而中国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十年居全球前三，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由2012年的4.4万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6.1万亿美元，在过去十余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①?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吸引了全球逾四分之三的国家和三十多个国际组织参与，拉动近万亿美元的投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了三千多个合作项目，创造了超过四十万个工作岗位，帮助近四千万人摆脱了贫困。WTO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促进全球化发展的新引擎。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中国已经呈现出引领发展的势头。中汽协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汽车出口达311.1万辆，同比增速达54.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67.9万辆，同比增长120%，有效拉动了全球汽车行业的整体增长。②?中国与160多个国家组建了科技合作伙伴关系，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116个，同时还参与了60多项国际大科学工程和大科学计划。③?据《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2022），中国的国际合著论文在中国发表论文总数中占比达1/4，以中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占比更是高达68.3%，论文合作伙伴遍布173个国家（地区），在国际大科学合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要继续推动制度性开发，持续做好稳增长、保畅通、扩合作等工作，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贸复苏持续贡献力量。未来，要进一步依托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四大展会，打造中国主动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国家级会展矩阵。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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