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规定了离婚冷静期制度：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钺锋看来，前述草案已从正面规定设立冷静期的条件，但未从反面规定不必设立冷静期的情形，有待完善，应设立甄别机制。建议应设立离婚冷静期甄别机制，涉及重婚、家暴、遗弃、恶习等情形，没有必要给予冷静期。（12月25日羊城晚报）

　　在“离婚太容易”“离婚率连年攀升”的大背景下，“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出炉，可谓大势所趋。应该说，关于其法理逻辑、现实必要性等，并无太多争议。目前的分歧，主要还是集中于“是否要设立甄别、排除机制”。的确，李钺锋委员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现实中，并非所有的“离婚”都是一时冲动，甚至许多婚姻多延续一秒都是“灾难”。一刀切地设置“冷静期”，是有待商榷的。

　　李钺锋委员建议，“涉及重婚、家暴、遗弃、恶习等情形，没有必要给予冷静期”。换而言之，就是“过错离婚”不该适用“冷静期机制”……这类离婚案件中，有着明确的过失方、受害方。那么，长达三十天的“离婚冷静期”，对于受害一方来说，很可能就是漫长的煎熬和“二次伤害”——任何法律条款，都不应额外强加“负担”与“痛苦”给特定对象。“离婚冷静期”在立法之初，就必须规避这种陷阱。

　　当然了，也须厘清的是，民法典草案中所制定的“离婚冷静期”，只是对婚姻登记机关而言的，也就是说只适用于那种双方到民政局自行办理的“协议离婚”。现实中，大多数涉及重婚、家暴、遗弃、恶习等情形的“过错离婚”，一般都会走“诉讼离婚”途径。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可以运用庭前调查、诉前调解等多种手段来界定特定“离婚”的具体性质和情况，也能够配合签发“远离令”等方式，来尽可能保护婚姻受害一方，这些都是婚姻登记机关所做不到的。

　　过去，在某些法院的实践中，也有类似“冷静期”的举措，但其本质就是“诉前调解”，是有着一系列完善的司法制度、司法资源作为保障的。而这，对婚姻登记机关同样是有其启发的。如果说，无差别设立“离婚冷静期”欠妥，那么有所甄别和区分的“离婚冷静期”，又该如何建构呢？现实中，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基本只是对“离婚申请”进行程序确认，而不会进行实质审核。既然如此，又要如何鉴定“离婚”是否涉及重婚、家暴、遗弃、恶习等情形呢？

　　“离婚冷静期”，尤其是婚姻登记机关的“离婚冷静期”，不该只是一项强制规定，而应该指向更完善的团队配置、更科学的判定模式，若无专业的家事调查员和细致的“尽职调查”支撑，那么有关部门就算要对“冷静期”加以甄别和排除，也是无从谈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