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菊华 王苏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结构、文化观念、人口特征等方面的变化，给家庭带来重要影响，使之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特别是在因人口转变、现代化进程、婚姻家庭观念变迁而导致严重少子化的情境下，家庭周期可合并为形成、扩展与稳定、收缩与空巢、解体四个阶段。
家庭形成期：家庭组建时点后延
家庭的形成源于婚姻的缔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庭形成期不断向后推延，但整体而言，中国35岁后未婚者的占比并未出现明显增长，传统家庭形成模式依旧存续。
●平均初婚年龄呈现N型，由低到高、由高走低、再持续升高。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多大是“大”？原国家计生委1982年组织实施的“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1949年的18.57岁升至1960年的19.57岁、1980年的23.05岁，1981年微降，为22.82岁。改革开放后，初婚年龄稳定推迟，2015年为26岁，2018年进一步上升。可见，因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和经济地位改善等原因，初婚年龄在70年间几乎提高了10岁。
●越来越多的适婚人口初婚年龄明显推迟。普查资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20-24岁年龄组的单身比例持续增长；在25-29岁组，不同年份的未婚比例差距较大，但也快速上升：2017年民政部公报显示，该年龄组结婚人数在总结婚人数中的比重为36.9%，初婚年龄明显推迟。从全国来看，30岁后尚未成家之人的比例并不高：30-34岁女性的未婚比例低于3%，35-39岁组低于2%，40-44岁组低于1%。30岁似是一个临界点，95%的女性至此都会结束单身生活并组建自己的家庭。
家庭扩展与稳定期：家庭扩展期缩短而稳定期延长
家庭扩展期始于一孩的诞生，终于最后一孩的出生；从最后一孩的诞生到第一孩结婚的阶段即家庭稳定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初婚初育年龄间隔尽管有波动，但有缩小趋势；家庭扩展期缩短而稳定期延长，由此带来家庭结构的明显变化。
●初婚初育间隔缩短，家庭扩展速度加快。曾毅推算，在1980年代早期，中国的初育年龄约在23-25岁间，初婚初育间隔约为1.50-1.66年；在1980-1990年间，初婚初育年龄间隔缩短；1990-2010年间，35岁以下年龄组的初婚初育间隔不仅未延长，而且还有缩短的趋势，平均最大间隔不足两年，多数年份的多数年龄组均在一年半内。或许是婚龄延后，驱动人们尽快实现生育；或许是未婚先孕更为普遍，拉低了初婚初育间隔。
●从扩展期持续很长但稳定期较短向扩展期大大收缩而稳定期较长演变。杜鹏的研究表明，中国家庭扩展期在1980年代前便开始逐渐缩短。总体而言，70年来，生育水平大幅降低：粗出生率从1949年的36.00‰降至2017年的12.43‰；总和生育率从1949年的6个多孩子、1978年的不足3个孩子、1990年的更替水平到今天的1.6个孩子（因数据而不同）。与此相应，家庭扩展期呈现连体U型-倒U型变动模式。在高生育率时代，一个妇女大约40岁才能结束生育，那么，一个家庭把最小孩子养育成人，母亲就约55岁了。故此，新中国成立早期，家庭扩展期持续较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扩展期收缩、稳定期延长。
家庭收缩与空巢期：中老年空巢成为常见家庭形态
家庭收缩始于第一个孩子结婚、另立门户；当全部子女离家后，家庭就进入空巢阶段。70年间，家庭收缩期缩短、空巢期延长，且两个阶段的间隔缩短甚至重合，中老年空巢成为常见家庭形态。
●收缩与空巢间隔缩短。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2010年，处于收缩期和空巢期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45.6％。1980年尤其是1972年前，高生育水平使得家庭的收缩期与空巢期的间隔很长，但在此后，尤其是1980年后组建的家庭，多只有一（两）个子女，由此缩短了家庭收缩期，延长了空巢期。而且，独生子女家庭的收缩期与空巢期是重合的；即便有两个孩子，除少数家庭外，收缩期与空巢期的间隔大约也只有4-5年。
●空巢起点由过去的老年期提前到中年后期，空巢存续时间延长。子女数量的减少，导致空巢期形成时点提前。吴帆的研究发现，20世纪40、50、60年代三个出生队列户主在家庭进入空巢期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7.5岁、51.3岁和44.4岁，即1980年后组建的家庭与1960年代组建的家庭相比，大约提前13年进入空巢期。
●空巢家庭比例持续攀升。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家庭空巢率已超半数。故此，生活于空巢家庭的老年人比例不断升高。独生子女家庭步入空巢期的年龄更早，存续期更长。不过，部分空巢家庭只是理论而非真实的空巢，因子女离家或许具有暂时性；结构性或情感性因素可能驱动搬离亲代家庭的子女回归亲代家庭，或亲代搬去与子代同住。在农村地区，亲子可能毗邻而居，这也不算真实空巢，故空巢家庭的实际占比可能低于数据呈现的水平。
家庭解体：家庭层面老化特征明显
家庭解体是指夫妇一方死亡至另一方死亡的时期。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由此而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卫生与医疗条件的改善，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宏观层面的人口老龄化态势愈发严峻、家庭层面的老化特征也更为明显。
●家庭老年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年龄结构老化，有老家庭比重上升。家庭扩展期的缩短，是由于子女数量的减少，而这反过来会引发家庭年龄结构的老化。据普查及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0年、2010年和2015年，全国总户数分别为3.405亿户、4.015亿户和4.101亿户。2015年，在全部家庭户中，1亿多户至少有一个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超过全部家庭的1/4，比2010年增长3个多百分点。
●家庭存续时长延展，解体步伐相应延后。家庭解体直接受制于人均预期寿命；人们活的时间越长，家庭解体的时点就越晚。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均预期寿命大大提升。1949年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约为35岁，1950年约为47岁；2017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部分地区甚至超过80岁。70年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最少增长了42岁。寿命的延展无疑对家庭形态和存续时长带来巨大影响，家庭解体时点大大延后。
总之，家庭生命周期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在过去70年中，各种重大社会事件的更替发生，对传统的家庭生命周期带来巨大冲击。尽管中国家庭的韧性和抗逆力依旧很强，但在新时代，已经或正在经历的家庭变迁的确会对未来家庭的发展形成重大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出台以家庭友好型为核心的生育、托育、养老支持政策，补齐家庭领域公共服务的短板；必须明晰家庭、政府和社会责任边界，明确政府在家庭功能发挥领域的支持者角色定位；必须通过推动家庭（能力）建设，维持并强化家庭的抗逆力，加强家庭团结与凝聚力，从而使家庭在新的历史方位中，继续履行作为促进个体发展、增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场域职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本文有删节，读者欲知详情，可参阅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中国70年中国家庭变迁》一文）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