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鹏飞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在贸易、金融、投资三个领域获得了极大拓展。但是，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也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暴露出维护海外经济利益方面的缺陷。对此，中国政府和企业要明确责任，勇于变革，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平台的作用，提升中国维护海外经济利益的能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海外经济利益；风险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国家利益突破传统地理界线，迅速向海外延伸与拓展，海外利益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海外经济利益又成为中国海外利益的重中之重。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是中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所拥有的，在中国有效的主权管辖区域或行政管辖以外存在的，受到国际合约、当地法规或中国国内法规保护的经济利益。[1]“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中国同沿线各国加强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综合运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能力大大加强，但是新的挑战也伴随机遇同时到来。中国必须妥善应对挑战，以便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基础。
一、“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未来中长期的国家战略。其本质是透过基础运输建设将中国与周边国家连接起来，最终目标是形成物流、金流、人流自由流动的跨欧亚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为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保护提供了新的契机，该倡议实施以来，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的拓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贸易利益
对外贸易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在全球经济最为困难的2009年-201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度贡献率超过了50%。[2]2015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至7%左右，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远超其他主要经济体，被称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其中，海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先导，现阶段贸易利益是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核心。
2017年，中国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77923亿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73745亿元，比上年增长17.8%。其中，出口43045亿元，增长12.1%；进口30700亿元，增长26.8%。[3]
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最高的前10位贸易伙伴分别是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俄罗斯、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沙特阿拉伯，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比重合计达68.9%（见表1）；以地区而言，2017年，亚洲大洋洲地区① 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一大贸易合作区域，中国与亚洲大洋洲地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8178.6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的56.8%；其次为西亚地区，进出口总额2332.4亿美元，占比为16.2%；东欧、南亚、非洲及拉美、中亚地区贸易额分别为1611.7亿美元、1271.8亿美元、648.7亿美元、360.0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1.2%、8.8%、4.5%、2.5%。从区域贸易额增速看，2017年，中国对中亚地区贸易额增速最快，较2016年增长19.8%，其次是东欧（17.8%）、西亚（14.3%）、南亚（14.1%）、亚洲大洋洲（12.7%）、非洲及拉美地区（5.5%）。[4]在当前中美贸易战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和企业更应乘势而为,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二）金融合作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发挥着聚集资本、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以金融为载体，借助“一带一路”平台，中国积极拓展海外金融利益。
在货币结算方面，截至2017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6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超过3.3万亿元，在便利双边贸易和投资、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5]这些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合作对象绝大多数位于“一带一路”沿线（见表2）。这些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已经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手段。本币互换协议有利于境外企业及民众认可并持有人民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基础。
与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同时进行的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出发，提高人民币跨境资金清算、结算效率，为全球人民币业务提供更为稳健、便捷、灵活、高效的清算、结算服务。截至2017年末，CIPS累计处理业务190多万笔，金额超过18万亿元。CIPS的直接参与者31家，间接参与者677家，分布在8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41个，[6]是CIPS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
在融资合作方面，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贷款余额已达到2000亿美元左右；中国出口信保公司为相关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以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为代表的多边金融机构和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等先后成立并开始运营；共有10家左右商业银行在沿线近3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一级分支机构，其中，中国银行已在2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截至2016年底，中国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跟进境外重大项目约420个，提供各类授信支持约600亿美元。[7]2014年中国建立了丝路基金、与亚洲21个国家在北京签约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沿线国家提供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资金，同时为中国丰富金融领域的经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平台。
（三）直接投资
在投资方面，2014-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 在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达3049亿美元。此外，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设立了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8]
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3857家，增长32.8%；对华直接投资金额374亿元。[9]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2.7%。[10]2017年全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1383亿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营业额855亿美元，增长12.6%，占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比重为50.7%。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2万人，增长5.7%。[11]
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体现。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将对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发展、深化我国与相关国家的互利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海外经济利益风险分析
“一带一路”平台的搭建为中国维护和扩展海外经济利益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毋庸讳言，受自身条件和国际格局等一系列条件限制，中国在海外经济利益的实现和扩展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一）从国内角度而言，中国实现海外经济利益的能力建设有待提高
在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了经济增速的换挡期、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在“三期叠加”的压力下，自2015年第二季度起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经济“新常态”。受此影响，中国拓展海外经济利益在国内面临以下困难：
1.产业结构不合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发展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要素，通过“铺摊子”，集中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作用，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使中国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然而，粗放型增长方式必然付出一定的代价。以中国的钢铁行业为例，中国在低端、粗加工的粗钢生产上面临产能过剩，而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特种钢材生产上仍然需要进口。从2001年至2016年，中国粗钢产量从１.2亿吨猛增至8.08亿吨，生产总量占世界钢铁总产量比例超过50％。按现有产量，中国钢铁行业满负荷运行可满足全世界对粗钢的需求。[12]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倒逼自己实现从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转换，提升科技含量和生产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否则在推进“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方面将会缺乏后劲，甚至有可能为自己培养同质化的竞争对手。
2.市场主体能力有限
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海外市场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13]近年来，随着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对外投资超过了外资流入，并且投资对象更加广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都成为中国企业的投资对象。但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站住容易站稳难”是普遍现象，不少企业呈现亏损状态。
3.中国政府维护海外经济利益的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维护海外经济利益的能力相对薄弱。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海外经济利益的保障与扩展需要多部门通力合作，形成合力，把国家物质能力演变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此外，规范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规、制度设计尚有待优化，特别在审批、透明度、融资体系等方面亟待完善。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普遍会面临信息获取、资金来源和安全保障方面的难题。这些重点难点问题，单靠企业或行业协会难以有效应对，必须由政府牵头，完善机构设置，健全法律体系，提高企业“走出去”的效率与质量。
（二）从国际角度而言，中国应对海外风险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地缘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东南亚地区在亚洲的东南部，濒临太平洋和印度洋，处于亚洲和大洋洲，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十字路口，是海上交通的咽喉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中亚地区位于亚欧大陆心脏地带，被国际关系学者布热津斯基评价为“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是大国博弈的腹地。[14]西亚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重要节点，又是世界上能源丰富的地区，其战略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上述地区推进需要综合考量各种国际势力的综合博弈，牵一发而动全身。
1.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需协调沿线大国的关系
“一带一路”沿线历来是大国利益交汇的战略要冲。“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必须综合考量沿线大国的战略制衡和利益协调问题。首先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在中美关系步入下行通道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和遏制力度势必加强。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构想，提出要加强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安全合作，以遏制中国在南亚、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针对“一带一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抹黑、异化一直没有停止过，美国政府声称 “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谋求全球霸权的战略布局，是掠夺他国自然资源的缜密设计，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盘剥沿线国家，使其陷入“债务陷阱”以便从经济、政治两个层面加以控制，甚至声称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目的是复制“明朝模式”，要求其他国家成为北京的朝贡国，对北京“叩头”。其次是与俄罗斯潜在的利益冲突。从地缘政治来看，现阶段俄罗斯正在扩大其在独联体地区的影响力。近年来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展开了密切的合作。但是，由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设想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在区域合作的范围与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同质性，从长远来看，中俄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最后是来自印度的战略猜疑。印度自独立以来一直将南亚次大陆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比较消极，尤其是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反对态度，并推出“季节计划”等项目对“一带一路”进行对冲。
2. 沿线国家经营环境存在风险
“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各国意识形态、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使得“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推进的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沿线许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建设持有矛盾心态。[15]一方面，这些国家希望从中国得到更多的资金、技术和无偿援助，同时利用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将产品出口到中国；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产生像对欧美国家一样的经济依赖，因此在合作的深度和执行的力度上往往有所保留。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部分沿线国家民生水平下降，导致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政治人物基于国内政治需要将矛头对准中国投资的基建项目，影响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实现。
其次，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领土争端始终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障碍。在东南亚方向，截至2017年，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总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已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4000余家，雇佣当地员工30 多万人，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但是，错综复杂的南海问题始终是影响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关系的敏感因素。部分东盟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呈现出经济上倾中、安全上倾美的态势。与之类似的是中印边界争端，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争端也是影响中印经济深入合作的重要因素。
最后，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分离主义等问题都可能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沿线许多国家一直都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滋生地，频发的恐怖活动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和人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一些沿线国家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中央政府无法有效约束各种派别武装团体或陷入内战状态，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投资面临重大的安全威胁。
三、“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实现方式的思考
经济利益作为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实现离不开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支撑，需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通力合作。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为企业搭建平台，提供保障。而企业应该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技术及产能优势，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协调，共同促进，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战略平台作用，实现中国的海外利益。
（一）政府的责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至2017年底，中国已经与72个国家和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伙伴关系依据内涵可划分为合作伙伴、建设性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等不同类型。“一带一路”的布局得益于直接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见表3），为了进一步拓展海外利益，中国以经济合作为核心，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展开人文、社会多方面的合作，与沿线国家一起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16]带动沿线国家主动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中。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不断扩大维护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有利条件。
在制度方面，加快建设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应尽快建立规范企业行为的相关制度。不断完善国家层面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提高各政府部门分工协作的效率，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海外利益保护，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驻外使领馆、企业、个人等多位一体的联动工作网络，积极打造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综合安全网。
在信息方面，加大市场信息的搜集，提高信息的透明度，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对市场信息的把握，做好信息配套服务，帮助企业充分了解海外投资风险源、提前发现风险点、及时编织防控网、有效管控影响面，规避各种危及中国海外利益的安全威胁，最大限度减少或规避损失。[17]
在宣传方面，要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平台的建设过程中，借助媒体讲好中国故事。政府要努力提升公共外交意识和能力，积极宣传“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互利共赢观念。在突发事件爆发时，及时澄清不实和负面报道，为企业在东道国长期生存发展营造良好环境。[18]
（二） 企业的责任
“一带一路”建设中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才能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拓展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中国企业在拓展海外利益的过程中应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1.注重转型升级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过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粗放增长。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迅速降低。企业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促进企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因此，在面对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足的现状，企业应加强技术开发、人才培养，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
2.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当今，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最宝贵的“软实力”资源，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多与东道国的法律压力相关，严重缺乏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自觉性。有学者指出，中国企业在与国外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存在三大不足：重视与政府官员建立和发展关系，忽视培养民众关系；习惯使用人情原则，疏于使用法律手段；更多关注狭隘的企业利益，较少履行企业社会责任。[19]中国企业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在战略高度上重视企业形象的建设，必须强化责任意识，承担义务，遵守规则，并且对于自身所选择的不良行为承担后果。[20]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企业应尊重东道国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自觉保护劳工合法权益和当地环境，这样才能降低企业经营风险。[21]
3.注重培养规避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上国际舞台，遭受海外风险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与西方企业成熟的运营技巧相比，多数中国企业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水平不足。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战略规划不够充分。多数中国企业直至面临重大风险时才开始着手寻找解决方案，属于典型的被动型风险管理状态。据统计，中国60~70%的海外并购没有达到目标，大量海外经营项目无法实现盈利。[22]二是缺乏专业的风险管理人才。中国企业“走出去”应对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进行全面分析，这就需要专业的人才团队，否则就会由于不了解海外市场而带来巨大损失。但是，目前中资企业对风险管理人才普遍重视不够，在薪酬上缺乏灵活性，导致有经验的风险管理人才流失，很多重大海外项目交由新手操办，风险大增。[23]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适应国际与国内环境，探索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以来，中国在贸易、投资、金融三个领域与沿线国家深化合作，进一步维护和拓展了海外经济利益。
然而，“一带一路”在建设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的问题，在国内层面，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主体能力有限、政府维护海外利益机制不健全等内在动力不足等情况；在国际层面，中国面临大国战略猜疑与制衡、沿线国家环境风险等外部压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必须克服短板，减少阻力，妥善应对挑战。
为此，政府和企业应明确各自的责任。在宏观层面，政府对外应深化同沿线国家沟通协作，进一步提高议题设置的能力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对内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体系、提高信息透明度，同时各地方政府应根据区位优势，明确定位，降低重复建设与内耗；在微观层面，企业应加强能力建设，依托技术实现产业升级，树立中国企业良好的海外形象，注重培养规避风险的意识。通过政府与企业的通力协作，使中国维护和拓展海外经济利益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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