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2017年底，一场停用医用手术耗材的风波袭来，尽管相关部门纷纷辟谣，否认有相关的行政指令，但一些医院选择病人、停止了与一些耗材相关的手术却真实发生了。如新京报报道中，山东的一位中晚期结肠癌患者，医院拒绝了她腹腔镜手术的要求，选择了传统的开腹手术，术后增加了很多不适。
新京报发表郑山海的观点：国务院早在2015年就提出，到2017年，公立医院耗占比（耗材在医疗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要控制在20%以下。而国家卫计委也明确，2017年的医疗费用平均增速控制在10%以下。可是在实际执行中，却没有找到特别有效的方法来实现相关目标，于是个别部门只好在年底考核前硬性摊派指标，医院对于这样的强行摊派，自然有苦难言，消极执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停止影响指标的医疗业务，面对患者的质疑，便推脱为上面规定。有人据此批评上面的规定不合理，并将原因归结为医保的入不敷出。其实，这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不只是医保部门的责任，也是医疗质量管理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医院的效益整体与医疗消费正相关，医疗机构存在拉高医疗消费的利益驱动。一些不合理的医疗手段被滥用，不但浪费医疗资源，还会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我国心脏支架平均用量明显高于国际水平，其背后也与医疗质量密切相关。如医院严格执行诊疗方案，真正按照专业指南而不是利润指标来引导医疗行为。如此，耗占比和医疗费用下降就能成为医疗质量改进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而不是约束医疗行为的枷锁。
小蒋随想：医院与医生理当靠技术吃饭，而不是通过检查、药品、医疗耗材赚钱。如果这个关系不理顺，过度检查、大处方、偏爱用昂贵的医疗耗材就难以避免，更会影响医疗的严谨性与专业判断。去年，北京全面实施医事服务费，提高医护人员的诊疗费，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同时取消医院药品加成，降低CT、核磁等大型设备检查项目价格，就是希望改变以药品、检查等养医。一些医院对此有微词，是质疑医事服务费未必能够“弥补降费”。医院有这种想法并非不可理解，但让医院和医生回归以医术立足的本位，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这项工作进行得还不彻底。就北京的医院而言，医学检查和医疗耗材仍是盈利点。许多其他地区的医院更没摆脱靠药品、检查、耗材赚钱的格局。在此情况下，管理者要控制医疗费增速，要压缩耗材在医疗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医院难免会想对策，使一些患者无法获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简言之，医院与医生应当获得合理收入，但“合理”如何界定，该以怎样的途径获得，是管理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既然知道某些医疗耗材（如心脏支架、种植假牙等）蕴含暴利，医疗管理部门就该出手整治，或通过谈判议价、集中采购降低医保压力和患者负担。只有使医院与医生的收入构成合理有序，有效破解医疗暴利，才能促进医疗与医保的良性循环，缓解群众看病贵的焦虑。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