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08年“0分”考生徐孟南进行了2018年的高考报名，时隔十年，当年的这位“白卷”考生，希望能够重返高考考场。
2008年第一次参加高考，徐孟南并没有在考卷上填写正确答案，而是写了满篇自己的“教育宣言”，注定，这样的考卷也无法将他送入大学。零分惹来同学、亲友的疑惑、叹息，但徐孟南没有一丝后悔，他主动向安徽、上海的媒体报料，引来几家媒体的报道，看到自己名字被写进新闻报道里，徐孟南十分激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心跳加快，我成名了，我言中了！会有出版商肯出版我的小说了！父母不会再说我写的东西没用了！别人不会再误解我了！我成功了！”
但是，走出考场十年，他辗转在各地的工厂打工，成家生子，但是他渐渐觉得，当年的做法“太不值”。
徐孟南显然不是高考场上唯一的故意交白卷者，2007年湖南考生陈圣章、2008年李坚、2010年张皎等等，都是基于厌学、反对应试教育甚至炒作而自我中断正常的教育前途。戏剧化的是，这些当年交白卷的“英勇”考生，后来又大多重新参加高考或者过上了与自己设想所大相径庭的平淡生活。当年交白卷时宣称的“读书无用论”，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而又无力。
如果回到“读书无用论”提出的大背景下，可以发现，中国教育体制附属的应试教育、偏重学术理论、评价体系单一，对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现状确实多有掣肘。比如，难道我们在柴米油盐之中，需要三角函数、微积分作为标杆、公式去衡量生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问题在于，社会评价与选拔人才的视角实在太多，而通过考试公平选拔、唯才是举，其实无可厚非。中国形成科举选官的历史，就是从血缘、社会地位、权力结构、财富优势各种先前资源以外，发展为知识选拔的历史。纵然从科举到今日的高考，都难免存在应试的弊端，却不能否认其合理推动社会人才流动的正向作用。“寒门出贵子”在今日已经不是稀奇事，如果囿于高考的形式而将其全盘否定，恐怕有失偏颇。
退一步说，徐孟南等人或许不能思及高考制度的宏观效益，但当自己流转于各种工厂流血流汗，徐孟南也会感叹道：“我以前上了大专或者大学的同学，他们的工作都有比较充分的业余时间，光这个就让我很羡慕。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当年的做法可能真的是太不值得了，如果当时认真答题，可能现在会是另外的一种人生。”一纸文凭，之所以被用人单位看重，不能不说有其学校声誉的影响，双一流、985、211学校文凭特别吃香或许也真的与校名密切勾连。但是，我们有没有细想，文凭更是个人学习经历、技能掌握程度的有力证明。文凭背后，是四年的专业浸养与通识教育，是人才的精准分流发展。用人单位认可的，是校名背后该生的能力，而不是文凭这张冰冷的纸。因此，没有文凭，无异于没有能力鉴证，再来空谈经验几何、能力几何，在全民教育蓬勃发展、社会分工愈加明晰的今日不太实际。在高考交白卷的刺激之后，人生的白卷可能就会随之而来。
更何况，即使人才社会流动与个人向上发展不被“读书无用论”者重视，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教育对个人正常安稳生活的有用性。实际上，基本的受教育知识与应对生活状况技能，看似各自独立，无形之中却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见，“读书无用论”作为一个伪命题之所以依旧在一些人心中地位坚挺，关键是看，我们读的是什么书，又是如何读的书。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读的书，是有益人的一生，有益社会发展的“活书”，而不是单纯应对高考的“死书”；我们的读书方式，应当是为人生负责，而不是为了一时意气，更不是为了炒作成名，则“读书无用”就难免成为笑谈。
毕竟，年少难免轻狂，但人生发展的机会不会因为年少而稍加停留。
重要的是，中国的教育体制需要在应试之后丰富人才评价体系，促进人才德才兼备，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认识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前途。如此，或许徐孟南们就不会因为高考交白卷而悔恨不已，因为他们可以看清高考白卷之后的，很可能就是颠覆的生活和人生的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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