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上，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给这两大国际金融组织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试图干涉这两大机构的运行规则。
相比于动辄退出某些看不惯的多边组织或者协定，特朗普政府对世界银行和IMF的态度已算温和。但对于这两大国际金融组织，美国政府也同样想将其打造为实现美国利益优先的工具，驯化为服务于美国国际经济目标的抓手。比如，美国财长姆努钦直接要求这两大组织为减少所谓全球失衡做出努力，并且希望它们减少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项目，本质上都是特朗普政府国内经济议程的配套工程，体现着美国优先的利益算计。
这两大组织确有不足之处，比如存在能力不足和治理缺陷等问题。不过，一味指责它们自身的问题，显然有失偏颇。事实上，作为创建者和最大投票权国，美国对这两大组织的问题负有首要责任。美国追求国内利益、推行政治目标、拓展华盛顿模式，是导致这两大国际组织诸多问题的深层原因。
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垄断国际组织议程的能力相对下降，其他国家的投票权和代表性不断增加。在份额改革以及能力提升之后，这两大国际组织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均有所增强。可以预见，它们将不会和以往一样，主要依照美国的指令行事，而是更多根据市场原则和现实情况推动各项工作。
与美国试图继续借助国际金融组织获取本国利益相反，中国与其主导创设的多边金融机构走出了一种新型互动模式。众所周知，中国是亚投行的创设国，在其中拥有最大份额。但是，中国政府和亚投行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中国不会对亚投行提出什么特定要求或者颐指气使，更不会让亚投行为本国利益服务。亚投行的重大决定由理事会共同决定，投资项目真正服务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中国的国家目标。亚投行已经批准的21个项目，虽遍布亚洲各国，却没有一个存在于中国，这是真正着眼于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丝毫看不出中国国内议程的外溢性。中国和新创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新型关系的核心是助力但不控制，公共而不私有。
从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看，亚洲和世界确实需要创立亚投行等新的地区多边金融组织，而中国有望为这些金融机构的创设投入最多资源。而一旦这些金融机构成立，中国会像亚投行体现的那样，通过章程来加以自我限制，实现治理权力平衡，有意防止自己单边控制这些金融组织。有了这种新型关系，这些新的金融机构才能行稳致远，避免世界银行和IMF的治理弊端。
从时间来看，中国在参与地区和国际金融治理方面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学生。但从理念和实践来看，中国的某些做法又可算得上老师。美国可以学习中国的理念和经验，重新调整其与世行和IMF的关系，为全球经济治理和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