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当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包容性增长”进行中国式的“金镶玉”后，必将在“公平、普惠”的名义下增进人类福祉，并让更多的底层人民分享“新技术”的美好。
6月27日至29日，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召开，主题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特别致辞表示，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是增强社会公平性和发展普惠性，就是实现可持续增长。与以往的工业革命相比，在新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不仅创造了新的供给与需求，大大拓展了发展空间，也给各方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平等参与的机会。
笔者认为，李克强总理提出“增强社会公平性和发展普惠性”等“包容性增长”的主张，极具历史使命价值，“包容性增长”甚至可以称作新工业革命的“金镶玉”。这是因为，“包容性增长”的社会公平性、发展普惠性等核心价值理念，能够有效避免新工业革命带来的风险和弊病。
应当说，每次工业革命都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造福于我们。不过，环顾人类工业革命的历史，其带来的往往并不是“公平普惠式”的美好。
十五十六世纪，英国等地出现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养羊圈占农民的土地），这所谓的“资本主义血腥发家史”诱发和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广泛使用），失地农民与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成为了廉价劳动力。
从众多的史料中可以看到，贫富差距开始明显加大：1803年，最富裕的1.4%家庭取得了国民总收入的15.7%，1867年时0.07%的家庭取得了16.2%的收入；1803年收入最多的2%的人占有国家财富的1/5，1867年则为2/5。另外，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为了获取廉价资源、劳动力和市场，开始对外大规模殖民，落后国家成为被侵占和掠夺的对象。
有学者以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美国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时代）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化时代）的观察对象，在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工商金融业崛起的背后，阴暗面也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市场化环境下，人（劳动力）和自然（土地、资源、环境）都成为了可交易的商品和生产要素，工人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工作时间长、缺乏劳动安全保障，并出现了环境恶化等问题。
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人类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纳米科技、量子计算等各种高科技方面的革命。它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风险和挑战，甚至可能远超之前的工业革命。2015年，新兴技术成为“焦点风险”之一。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就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为经济、社会和个人发展创造新的机遇，从而向个人和社区赋权，但同时也会导致某些群体的边缘化，加剧不平等，催生新的安全风险，以及破坏人们的社会关系。”
新技术将进一步凸显收入不平等。这并不很难理解，对新技术的投资使技术工人受益，而非技术工人仍然受穷。有报告称，710万个工作岗位将消失（电话销售、保税代理人等被替代的可能性最高），取而代之的是计算机工程、自动化、数学等专业岗位，而这个数量为210万人。这意味着，科技进步创造的新财富在初次分配中将主要分配给这210万人，还有相当多的人可能面临失业的威胁。
新技术也将进一步拉大强国与弱国的差距。国际贸易技术差距理论认为，技术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要素，并改变劳动力、土地等传统比较优势，技术差距直接决定着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工业品贸易。我们完全可以预见，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使得美国等强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鸿沟”进一步扩大，并导致国家间差距的“马太效应”。
一言以蔽之，如同每次工业革命一样，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将创造更多的物质和财富，但核心问题在于，所创造的利益和财富能否惠及各方，让人民共享？如何让社会更协调和平衡？这个“人类之问”，如今可以用李克强总理的“包容性增长”主张来作答——“使更多的人、企业、国家在新工业革命中实现更好发展”。这既是未来愿景，也是行动路径，更是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留给人们的宝贵财富。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当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包容性增长”进行中国式的“金镶玉”后，必将在“公平、普惠”的名义下增进人类福祉，并让更多的底层人民分享“新技术”的美好。或许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将“第四次工业革命”改写成“第四次工业文明”，这才是人类探索新技术进步的终极价值目标。
（作者：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中国经济网专栏作者 盘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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