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外汇资产下降,中国央行有两种选择

2017年05月11日 07:11   来源:经济参考报   

  汪涛:

  过去几周银监会密集发文,要求强化和落实现有的银行流动性和信贷风险管理,并针对银行间同业业务和理财产品等的监管出台了更具操作性、更为明确的细则。受此影响,一些同业业务萎缩,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趋紧,并且最近股市和债市有所波动。鉴于最近经济增长势头较为稳健,且政府重申加强风险防范,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趋紧的趋势还将延续一段时间,如有必要还可能进一步收紧。

  沈建光:

  当前人民币贬值风险降低,跨境资金流出压力也得到持续缓解,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防风险将成为今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如今各大监管机构已纷纷采取行动防范金融风险。今年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在内而非在外。中国经济基本面也保持良好态势,趁此时机,推动国内金融去杠杆与供给侧改革恰逢其时。

  邓海清:

  对于经济基本面,4月进口的大幅走弱,表明监管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可能已经显现。4月以来监管层频频发文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警惕激进式去杠杆政策将会直接影响到实体企业的资金成本和融资规模。应该警惕激进化去杠杆导致实体经济回落和金融市场动荡的叠加风险。

  宋清辉:

  银监会应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监管:一是继续推出各式各样深思熟虑的监管政策,堵住银行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的种种漏洞;二是要继续通过审计、核查、走访等方式对各级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对于违背政策的机构和个人进行严厉处罚,同时监管不力的各级机构也需要追究连带责任。未来的监管,不能治标不治本,需要深入银行等金融机构当中,对银行从业人员的选拔、资质、诚信等方面进行调查、监督,确保从业人员对金融风险的把控、对金融工作的专业化。

  钟飞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程度绝大多数低于中国,其共识是发展经济、提高收入,其中,工业化和制造业是不可跨越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贸易国,工业体系完善,贸易发达,人均收入相当于中国一半的国家也是产业转移和产能合作的重要目标国家,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制造业贸易,有望创造出新的三角贸易循环机制。

  鲁政委:

  面对外汇资产的下降,中国央行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降低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这种情况下,央行的负债规模可能随之下降,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出现收缩,即出现“缩表”;二是通过扩大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来弥补外汇资产下降,也就是更多通过逆回购、PSL、MLF、SLF等方式来注入流动性。考虑到流动性需求会随着经济规模扩张而自然增长,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增幅可能超过外汇资产的降幅,此时往往表现为央行的“扩表”。

  巴曙松:

  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增长很快,但是随着整个经济的周期性回落、结构性转型、金融去杠杆,局部风险在逐步暴露,债券违约率在逐步增加。从2014年到2016年,中国债市的边界违约率分别为0.04%、0.44%、0.80%,债券违约率逐年上升。可见,债券违约已经步入常态化,打破刚性兑付应该是一个必然趋势。

  崔历:

  政府近来加快债市开放步伐,预计国际市场对中国债市的投资兴趣会进一步上升。从基本面来看,我们预计债券市值规模将继续扩大,驱动因素包括财政资金缺口、长期融资需求,以及证券化的加速进行。在未来三年中,预计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将再扩大40万亿元至5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约100万亿元人民币的体量。

  崔晓敏:

  2017年年初中国外贸表现出回暖的迹象。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和中国同“东盟10+6成员国”、欧盟贸易往来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在贸易结构方面,一般贸易逐步占据主体地位。同时,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仍然是构成中国出口企业的两股重要力量。由于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的作用,过去中国出口对外贸需求表现出较强的敏感性。随着一般贸易和私营企业比重的提升,中国出口的灵活性显著增加,并且可能通过创新研发和质量升级等方式来增加产品竞争优势、降低外需疲软的影响。

  曹中铭:

  企业“带病上市”,对质地优良的上市企业不公平,对那些因“病”上会被否的企业同样不公平。而在“带病上市”所造就的不公平背后,有人因之获取巨额的利益,有人因之为其埋单,这无形中会在市场上引发新的不公平。因此,对于“带病上市”行为,即使其“问题”不大,即便是“小病”,但从维护市场公平的角度,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都应该对其“零容忍”。

  李佐军:

  知识产权保护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手段。培育发展新动能主要靠人,特别是靠企业家、科研人员和创业者,而激发人靠制度,特别是激发其持续创新的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人无恒产则无恒心,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知识产权是创新的发动机。

  郑风田:

  我国现行的粮食收储体系是近20年前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当时为了激励农民更多地生产粮食,也为了解决农民售粮的后顾之忧,才形成敞开收购的收储政策。后来国家收储的数量也越来越大,再加上国家制定的比较高又每年增长的收储价格,大大压抑了市场机制,市场调节手段完全派不上用场,责任与压力也基本上都转移到国家储备上来了。

  目前我国粮食收储的外界环境完全变了,一方面国际粮食价格低迷,世界整体粮食过剩,而我国国内的粮食价格高企,如果再继续执行巨量的粮食收购行为,其实是对农民发出错误的信号。

(责任编辑:武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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