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150多万元的欠款多年讨要未果，山东泰安的武某某一气之下竟然开车拉着煤气罐来济南找欠债人拼命。近日，济南警方接到武某某妻子的求助电话之后，立即安排槐荫分局和槐荫交警迅速查找武某某的面包车，将其成功拦截，化解了一起极端讨薪事件。（12月6日《齐鲁晚报》）
年终岁末，当农民工和包工头进入公众视线，通常伴随着“讨薪”的字眼。劳动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理应得到相应的回报和激励。当制度化维权渠道难以讨薪成功，一些农民工、包工头便剑走偏锋甚至铤而走险；这位极端讨薪的包工头非但维权未果，反而进入违法犯罪的危险地带，既让人同情，也发人深思。
被欠薪层出不穷，并非农民工和包工头愚昧、无知，而是在强弱关系对比失衡的格局下，农民工和包工头缺乏利益博弈的筹码。层层转包、环环拖欠，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通常只有简单的雇佣关系，缺乏法律纽带的维系。一旦工程的资金链条出现断裂或者脱节，或者遭遇了无良的用工方，包工头和农民工就难以及时、足额地领取劳动报酬。
讨薪作为一种正当的利益诉求，却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推诿与阻挡。当私下的利益协商难以奏效，一些包工头和农民工也寻求了制度化、规范化手段进行维权。只不过，这样的理性维权程序复杂、进展缓慢，让一些人“等不及”、“耗不起”；为了立竿见影地讨薪成功，少数人选择了“博眼球维权”。
缺乏社会资本的农民工，将个体遭遇公开化、将利益诉求社会化，利用“围观的力量”来生产舆论压力，从而赢得欠薪问题的解决。以下跪为代表的“弱者的武器”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却也要求讨薪者不断地推陈出新。毕竟，当下跪屡见不鲜之后，“博眼球维权”讨薪成功的概率难免会降低。
与“弱者的武器”这种柔和、间接的维权方式相比，一些包工头和农民工采取了更加直接、更加激烈的“极端讨薪”。爬楼、切断水电、冲击施工现场甚至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拉着煤气罐来维权，“极端讨薪”不仅损伤了公共秩序，也加剧了安全风险，不可避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法”，当利益表达背离了法律规范，包工头和农民工难免要为“极端讨薪”付出代价。再合理的利益诉求，也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解决——只有让制度化维权渠道更加畅通、更加高效，只有让利益博弈和法治完善结伴而行、共同成长，“极端讨薪”才会从根本上减少。在一些地方，通过法律手段将“老赖”纳入黑名单，让他们寸步难行；这样的“打蛇打七寸”，何尝不是制度化维权渠道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