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梨视频发布《实拍常熟童工产业：被榨尽的青春》，揭露了在江苏常熟一带，大量服装厂违规使用童工的现象。视频显示，这些童工大多由中介从云南等地运来再卖给服装厂。这些孩子没日没夜地干，几乎没有休息日。不到年底，工资都拿不到。而为控制这些童工，老板不但把他们的身份证、银行卡、手机没收，甚至使用暴力。昨日夜间@常熟发布回应称：当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昨日中午已锁定涉事作坊，将工头控制，并要求全市立即展开拉网式排查，举一反三。
媒体的曝光，再一次将企业违规使用童工的丑恶乱象呈现在你我面前。实在记不清这是我们第几次为童工的出现奔走呼号，为他们的不幸遭遇摇旗呐喊了。也实在想不通，禁用童工的法律明明就摆在那，但为什么童工乱象就禁而不止呢？
剥开现实的洋葱，瓣瓣都令人哀伤。
企业大量招用童工，当然是出于经济成本的考量。正如视频中一孩子讲述的那样，同一工种，如果是成人师傅，一个月至少得五六千，但如果是孩子，最多也就两千块钱。这巨大的成本落差，既是企业铤而走险的直接原因，也是大多数中介愿意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到各地骗取童工再卖给企业的内在动力。而从更深层面看，童工年龄小，社会见识少，容易被控制，即便对其使用暴力，他们也不敢反抗，这也是企业、中介愿意大量招聘童工的深层因素。
逐利是资本的天性，如果说企业这样做还算“事出有因”，那么，当地监管部门长时间的熟视无睹便不可原谅了。监管视而不见，无非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监管部门的确发现了企业违规使用童工的现象，但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了税收收入的大幅提高，他们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纵容政策；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长期呆在办公室的他们，没有实地考察的经历，坐而论道当然发现不了童工。但无论哪方面的原因，监管部门都必须为其失职、渎职的行为付出代价。试想，如果发现企业违规使用童工的是当地监管而不是媒体，其引发的社会反弹还会如此之大吗？监管部门还会在整个舆论的关注下如此难堪与被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而在企业唯利是图、丧失社会责任感，监管部门无动于衷、不履行自身责任外，童工出现的另一原因也必须得到关注：他们为什么会跑到城里打工，而不是坐在教室里学习？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不妨讲一个我身边的故事：我的一个远房堂弟，生于农村，其父亲在他五岁时因病去世，受此影响加之还有一个哥哥上学，他仅上完初一便南下到广东的一家电子厂上班。如果说非要为他的这一行为找出原因，最先出现在我眼前的两个字一定是“贫穷”。农村地区最大的现实是，即便有国家义务教育政策的支撑，但对于交通不便、收入极不稳定的贫困家庭来说，让孩子念完初中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让孩子上学，这既意味着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也意味着家庭在维系日常运转之余，还要拿出不小的一笔钱去支撑孩子的生活费、书本费、交通费。于是，很多家庭为了走出暂时的困境，便让孩子缀学回家，或干脆让他们随着务工热的浪潮外出挣钱。这与其说是家庭教育的短视，倒不如说是因贫困倒逼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同大多数现实的悲剧一样，追根溯源总能找到历史的链条，当这些叠加的因素连成一串，每一步的铸成好像又是无奈的必然，童工的出现也没能例外。但稍微具体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企业唯利是图的本性扩大了童工的需求市场，是监管部门的失职渎职纵容了童工乱象的潜滋暗长，是童工家庭的默许、当地政府扶贫不力破坏了孩子上学的根基。这环环相扣的每一步，步步都让人无力又无奈。
常识无数次地警示我们，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是以侵犯少年儿童的基本权益为代价的，这样的发展不但有悖基本的社会伦理，也有违文明社会的底线共识。如何避免童工禁而不绝，也并没有捷径可走，其着力点也无非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企业来讲，要遵纪守法，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忘了自己肩上的责任，更不能蔑视法律的尊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则应该履行自我职能，全力铲除滋生童工乱象的现实土壤，将监管挺在前面，不能总搞些事后弥补的“公关”把戏。但除此之外，还应该关注这些童工的产生根源，他们为什么要辍学，在精准扶贫全面推进、义务教育无缝覆盖的今天，他们这样做到底又缘于什么样的初衷？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要彻底杜绝童工，它必定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缺了企业责任、职能监管、当地政府扶持中的任何一环都不行。但不管怎样，没能让孩子在该上学的年龄上学，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接受教育，这都是我们的失职。拒绝童工再现，各方必须拿出切实行动，一刻也不能再等了。
（未来网评论员 张剑）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