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超过100小时的救援行动，已经结束，坠井男童也已下葬。但围绕此事的另一场争议却仍在发酵。10日以来，诸如“家属追打救护车司机”、“高额索赔”等网络传言引发热议。处于舆论漩涡中的男童家属，13日发布书面声明，称未授权任何人发布消息，家属从未提出任何赔偿，也没想过用逝者获取任何东西。
事件的后续发展，确实让人始料未及。从多方信息来看，男孩家属之所以被一些人定性为“医闹”，无非是基于这样一个细节：男孩被找到后，孩子父亲质疑救护车为什么直接开到火葬场，而不是到医院进行救治，并因此对救护车司机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
一直等在救援现场的医护人员，从专业角度鉴定孩子已经死亡后，遭遇家属的不理解甚至是过激对待，确实会感到委屈；家属纵然作为悲剧承担者，但也并无对医务人员采取过激行为的权力。但若怀着基本的同理心，还原到具体的事态中，男孩家属所作出的非理智举动，真的有那么难以被理解，而必须上升到“医闹”的高度来予以谴责吗？
现实的医疗服务中，因家属一时接受不了“最坏的结果”而表现出类似的举动，恐怕并不少见。美国医学博士特鲁多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或许恰是对此一状况最好的证明。一些医疗类公号，紧紧抓住某个细节，对家属的行为予以放大，作片面解读，无疑在客观上加大了社会的误解。
而一些非医疗类公号，为赚取点击率，在转述该事件的表达方式上，似乎也多缺乏克制，而非“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导致对于事件真相的供给远远缺乏，而所谓的增量信息，多是围绕细节的放大、过度解读。这种存在缺陷的传播生态不能说无反思之处。
但仅仅是将责任归咎于舆论传播的非理性操作，或并未切中问题的核心。说到底，医护工作者和网友的情绪，能够如此轻易被挑动，在根本上还是因为，他们共同处于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底色之中。草木皆兵的医患语境中，某些情绪可能一点即燃，某些细节也都可能被放大至群体性对立。一些医护工作者在谴责的过程中，与其说是对男童父母的不满，不如说借此一浇心中块垒，寻求某种情绪的补偿。
除此之外，事件中非医护人员所表现出的社会情绪，同样值得深思。一些人对于男童家属的“不能同情”，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因为脑补出这样一条逻辑链：家属自己没照顾好小孩——让社会付出这么大的精力来救援——不感恩反倒还变身“医闹”——所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种逻辑的衍生，只能说我们对生命价值的认同，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对于是否应投入这么大的资源救援的疑问，多数出现在救援结束后。这或说明，人们预设的救援行动的合理性，是建立在救援必须成功的基础上，而这种集体救援行为所展现的对生命至上价值的宣扬意义，似乎并不重要。于是，救援行动失败后，不乏一些人将情绪转移到对男孩父母的苛责上来。加之孩子家属随后又表现出的过激行为，则进一步触及了网友的情绪开关，甚至诸如“要求巨额赔偿”等细节，也被“合理化”想象出来。而作为“受害者”的孩子家属的悲痛，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与过滤，相关责任的厘清被忽视，废枯井安全议题的讨论被弱化。
无论是这次事件，还是前不久北京八达岭动物园伤人事件，网络舆论场中所展现出的某种非白即黑的对立思维的蔓延，将理性认识等同于“和稀泥”的思潮，似乎越来越明显。生活于这样一种“时代情绪”中，我们每个人或都将是受害者。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