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欧洲人比美国人辛苦，工作时间更长，闲暇时间更少；但现在，情形正好相反，美国人工作时间比欧洲人长，甚至超过了日本人。很多人觉得欧洲人更讲究生活乐趣，而美国人更重视挣钱，没那么多闲情逸致。
在美国，人们外出度假通常最多一周，像欧洲人那样空城而出、长期不归的情况很少。数据显示，美国打工族平均带薪假仅为欧洲人一半，就这样每年还半数以上的人没休满。年轻妈妈刚生孩子没几天就上班，儿女请假照顾老人被扣薪水，休假时仍在处理工作邮件，都是常见现象。
美国人这样勤奋，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美国企业炒员工鱿鱼，要比欧洲容易得多，打工族不敢懈怠，很多人担心休假影响工作进度和职场竞争；二是美国是唯一没有全国性带薪休假法律的发达国家，无薪休假法仅覆盖美国就业市场不足六成的全职员工家庭假和病假。在休假问题上，美国公认是“最落后的发达国家”。
这就使得美欧休假文化大不相同。在美国人观念里，休假不是权利而是福利，不是政府保障的普遍福利而是企业自行决定的奖励性福利。政府和公共部门带薪假还算有保障，但私营部门员工带薪假有无、时长、用途、假期薪资等，都是老板说了算。
这样一来，在带薪假安排上，美国公司花样百出，既考虑员工需要，也会设法“打折”。常见的做法是规定员工累积带薪假最高天数，多攒的归零。还有很多公司利用经济补偿鼓励员工放弃休假，或设定休假优先权避免员工集中休假。如果资历浅，请假晚，很可能有假休不成，过期一样作废。
这些制度安排，导致美国人休假往往“零敲碎打”——根据个人需要把带薪假分成多次使用。不仅如此，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休假不等于休息，更不等于旅游，而首先是事假、病假、产假、探亲假。
在美国，越是政府机构和大公司，休假福利越好，因此带薪休假可谓“贫富悬殊”。有钱、有能力休国家法定无薪假期的人，往往能享受更多的带薪假；越没钱、没能力请无薪假的人，享受带薪假的机会越少、时间也越短。美国智库“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逾半数底层低收入工人没有带薪假。
今年赶上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已承诺，当选后将保障最高12周带薪假和病假，供员工照料新生儿或重病家人；员工本人重病或受伤可获最高12周带薪假用于康复；休假期间可拿最低三分之二薪资。钱从哪来?她表示不因此增加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开支，也不因此增加工薪家庭税务负担，而是通过税收改革，“让最富裕阶层公平分担”，具体方案尚付诸阙如。
希拉里的承诺，不仅基于民主党增加福利的传统，也因为把带薪假制度视为重振中产的政策工具。希拉里竞选团队宣称，推行带薪假以支持工薪家庭，“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经济需要”。在民主党阵营看来，重振中产需帮助他们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保障带薪假乃是重要条件。
美国近年两党政治极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迄今未提及带薪假问题。对带薪假制度，最常见的反对理由是会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加，从而削弱企业竞争力和赢利水平。更有学者研究指出，欧洲人享受到的充裕带薪假，是欧洲企业雇工成本高昂、企业雇佣意愿下降的原因之一，而后者又是欧洲失业率更高、社会流动程度更低的重要推手。
美国的两党制衡体系，使得增加福利的举措往往只能裹着小脚再迈小步。但如前所言，在美国，有钱人不愁假，无缘带薪假的主要是底层低收入者，因此，带薪假制度要算经济账，但不能只算经济账，需把保护弱势群体和维护社会公平纳入考量。而从国家层面，带薪假制度设计需考虑企业、社会和政府的支出成本和承受能力，需要在促进社会公平和保持经济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
对普天下的打工族来说，带薪假当然越多越好。但老话说，常将有日思无日，饱时需记饿时饥。不管在哪个国家，福利能够增，却很难减，易产生比附效应。调整步幅宜小不宜大，不宜追求一次到位，也未必要中央统一。
不仅如此，有些福利指标，达到世界先进不见得是好事。从带薪假到医保，美国福利指标远逊欧洲，多年来“自甘落后”，而在创新活力上却全力争先。以中国国情和国力，福利制度恐怕学不了美国，更学不起欧洲。如何设计有中国特色、有前瞻性和弹性的休假制度，值得更多思考。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