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在四川自贡一论坛发帖，称其从事幼儿教育多年，任民办的金豆子幼儿园园长助理，“园长得知我怀孕后，感觉我不能再为她带来经济利益，开始百般刁难，让我做清洁工，负责园内卫生，冲洗厕所……”该网帖一出，引发网友热议。幼儿园回应称，岗位调整前不知道她已经怀孕。（8月31日《华西都市报》）
职场也是一个层级化的金字塔，不同的位置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生存生态。从园长助理到清洁工不仅是身份标签的变更，也意味着这位职工“人往低处走”。这样的岗位调整，并不是因为这位女职工的工作能力不足或者出现了重大失误，而是因为她怀孕了。虽然幼儿园没有违背“怀孕期间不得辞退”的公共规则，却动起了“歪心思”，变相逼迫这名女职工“识趣”地主动辞职。
从园长助理到清洁工表面上是正常的岗位调整，明眼人却都看得出来这是“被贬”，在幼儿园里从中上层变身为底层。这样的边缘化策略，在本质就是强人所难，然后变相逼迫这名女职工知难而退——让孕妇从事清洁工的工作，不仅是一种身体上的不可承受之重，也是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
在一个社会流动迅速的时代，既要有从保安到研究生逆袭的“向上爬”，也要有从高处跌落低处的“往下走”。说到底，纵向社会流动既有向上的，也有向下的；只有能上能下、进退有序，整个社会才会更有活力。园长助理被降职不是不可以，而是这种降职要有正当的理由，要经得起推敲。
从园长助理到清洁工并非由于角色扮演的失败，而是源于怀孕这一正当的生育权利。不论是招聘时的性别歧视，还是“排队怀孕”，抑或“生育时间表”，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一些用人单位采取形形色色的伎俩来限制女职工的生育权利。为了生育下一代，一些女性不得不辞掉工作，甚至生完孩子再进入职场。
女性生育下一代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私事，也有助于调整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创造人口红利。就此而言，生育下一代利国利民，也是职业女性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当生育成本过高，难免会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企业不愿意“买单”，个人难免不堪重负。对于一些缺乏雄厚实力的民营企业来说，女职工的生育成本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为了“甩包袱”，他们总是绞尽脑汁。
在一些发达国家，民众一部分的生育成本由公共财政承担。毕竟，任何公共问题的解决，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各有千秋，单纯依靠或者忽略某一方通常是不可取的。只有政府承担一些、用人单位分担一些、家庭承担一些，生育成本才会降下来，老百姓才会少一些“不敢生”、“生不起”的无奈和艰辛。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