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城市化进程可谓日新月异。许多城市仅在超短时间内就有了数倍甚至十数倍的扩张。“新”来的市民或准市民分享着城市生活或准城市生活。但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社会现象却也愈来愈让人感到刺眼，这就是被一些人讥讽为“城市的农村化”现象：整洁干净的街道变得拥挤破烂肮脏；静谧的生活环境变得喧嚣混乱无序。
请注意，这种“城市农村化”现象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大城市病”虽然有所叠加，但不是一回事。“大城市病”是后工业化社会的社会通病，而“城市的农村化”现象，却更多带有逆文明的色彩，是在用一种使文明倒退的力量拖曳着社会进步的脚步，是在用落后的生活习惯、生活态度甚至是用落后的思维方式“改造”着中国原有的城市生活品质和风貌！
遗憾的是，对这种逆文明的现象，人们依然停留在摇头叹气的浅层次上。这种不得要领态度的背后其实是有两个因素在作梗。其一，是把这些现象的出现统统归咎于道德缺失、修养不够、见识不多、素质低下。有些具体主管部门尽管年年发一些相关的口气非常强硬的治标不治本的文件，但依然无效无用、无法把控一些地区愈演愈烈的势头。其二，是国人有一种自古以来的信念，即“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当然也懈怠了人们对精神文化层面的创造性思维。
我当然不否定老祖宗朴素的唯物主义意识。但逆文明现象的滋生绝非偶然。它其实是刚刚进入市场化社会的中国必须认真应对的规律性现象。社会学的一个常识性原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性的社会变迁中，物质文化的变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并不是机械性的同步；而且往往是后者落后于前者。
事实上，一个社会带有历史变迁性质的巨大的进步与转型，往往要经过三个层面的变化才可能完成。这三个层面就是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器物层面的变化可以理解为经济、科技等这些层面的变化。从乡间土路变成等级公路，从平房到公寓别墅，从四季不变的服色到光鲜亮丽穿金戴银的服饰……这些人们都能看得见摸得着。
而制度层面的变化则表现为新的制度的建立、以往各类制度的适应性的完善更新，以及相应的关乎到社会生活所有角落的法律规则的变化。制度对于人们的职业行为、商业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刚性约束力，使得社会每一个成员对制度层面变化的感受非常明显。但真正可以使一种社会变化获得文明标志、使之取得真正的历史进步的“毕业证”，还要靠第三个层面的变化。即一种新文明在全社会的最终形成与固化——蔚然成风。这种精神层面的变化大到城乡面貌由于全社会审美观的进步而在建设规划与设计上的提升，小到社会风俗、公民的言谈举止、人们的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变化与进步。
多学科的研究已经证明，第三层面即精神层面的变化，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相比，不但不同步，而且还总是处在脱节或半脱节的状态。不久前我遇到一位年事已高的艺术评论家。他很不客气地抨击了如今中国艺术界的某些负面现象：追逐金钱、粗制滥造、杜撰胡编、形式奢华、内容贫乏、一大批低俗庸俗粗俗的伪劣作品充斥市场。这位老评论家最后感慨，中国艺术怎么会落到了这般田地，喊了几十年的“双百方针”怎么却出现这样一种社会的欣赏水平大为下降的趋势呢？！
其实，我们党第一代领导人早在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窑洞里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的文化一定要遵循“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个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陆定一等既照此方针，在物质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各种兼顾中西文化的各类文化事业。这是周恩来等人大力缩减社会发展中文化落差的一种自觉。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党在中国社会的文明文化建设中，迅速有效地荡涤了种种落后愚昧的污泥浊水，赢得中外舆论一致好评和赞赏，均可以视为周恩来直面“文化滞后”的卓越范例。
如果我们不能像周恩来那样对“文化滞后”加以有效把控，不能以“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强力引导公众精神文化的自发性流俗倾向，“文化滞后”的危害就不仅是精神层面与器物、制度层面不同步的差距，而是会给中国的文化倒退洞开大门，让几千年优秀的中华本土文明，受到重创。
一个社会精神层面的变迁绝不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不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就必然会受到无情的惩罚。要知道，在人们的精神层面上，同样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异象与乱象，中国必须警觉。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