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计委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健康关爱工作。通知要求，相关部门在工作中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疑似遭受意外伤害或不法侵害等情况，必须强制报告。
如果理解没错，这应该是关爱留守儿童政府行动计划中的一部分。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强制报告机制。根据该机制，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或失踪、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责任、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疑似遭受意外伤害或不法侵害等情况的，应当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意见并强调，负有强制报告责任的单位和人员未履行报告义务的，其上级机关和有关部门要严肃追责。
有媒体当时认为，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正在迎来破解之道。
舆论的乐观自然不乏理由，因为政府的一系列举措表明，留守儿童的现状及其带来的问题已经进入了国家考量的层面，而众所周知，政府的重视乃至行动正是许多难题迎刃而解的前提。
但是留守儿童问题可能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每当因留守儿童引发的热点事件引起讨论时，几乎所有参与者都会以为自己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认为远离孩子去城市打工的父母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这是一种视角；反思社区的服务功能弱化，这是另一种视角；批评教育机构不能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辅导，这也是一种视角；将矛头对准尚未完全解体的城乡二元体制，这更是一种视角……这些视角都不能算错，但却像闭着眼睛摸象的人，所感受到的很可能只是局部的真实。
留守儿童问题的两面性在于，如果不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就不会有这大量的留守儿童；如果可以带上自己的孩子去城市打拼成为轻松的选择，如果打工家庭能够轻易融入城市，和其他人群一样享受平等的福利，也不会有这些留守儿童。说到底，这既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同时又是发展不够的问题。惟其如此，希望找到单一的责任主体并迅速地消解问题，几乎就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政府日益重视留守儿童问题，相关部门正在制订诸如“强制报告”等措施，这的确让人鼓舞，相信不久就会见到成效。但正如教育学者杨东平所说，“政府不是万能的，留守儿童涉及家庭乡村学校，必须靠政府、社会、社区、学校、家庭和社会组织共同的参与，所有人都对留守儿童负有责任。”如果说关爱留守儿童需要的是马上行动，那么需要为之付出行动的，其实远远不仅是那些众所周知的应该负有责任的人和组织。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