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在香港从事电影工作的兄长问我：“你知道为什么TVB现代剧中，动不动就有‘我给你煲了汤，你趁热喝’这句台词么？”
我回答：“因为这是香港人的日常吧。”
他淡然一笑：“因为香港人现在越来越少回家一起吃饭，很少有人能喝到家人煲的汤。大家看TVB，电视剧里的人喝到一碗汤，看的人也等于喝了一碗。”
大都市经济发达，人情却是现实中缺少的元素，所以家长里短的电视剧长盛不衰。
《欢乐颂》讲的是上海白领精英的合租生活，它的受众群其实不大，但因为网络，它还是成了一瓶被强烈摇晃后的香槟。
有阿耐的小说打底，《欢乐颂》优点明显。就像我喜爱的两部根据六六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蜗居》《心术》，这三部剧甩开其他国产剧，靠的是有层次的人物。这种人物没办法闷在书房里码出来，都是作者生活中遇见过的人。为这些人物写对白，需要更扎实的人物小传，更精确的用词。安迪、樊胜美、邱莹莹、关雎尔、曲筱绡，这五个因为身世不同导致性格各异的都市女性，现在各有一群拥簇。无论喜憎如何，观众都无法否定，这些人物有一定实在感。她们就是煲给不同观众的汤，因为具有代表性，所以兼具治愈性。
我在上海、杭州的单位打工过，我见到过樊胜美、关雎尔、邱莹莹，但没遇见过曲筱绡和安迪。她们五人租到同一个小区同一楼层的剧情，在我看来，成了最不真实的事情。这种巧合很少，就算租到一层，她们要么根本不知道谁在对面住，要么知道了也是点头之交。这就是都市中的现实，它缺少的现实元素是“人情”。所以5位美女成为异姓姐妹这一碗汤，都市打工白领们含泪一饮而尽。
我想到过，如果主角只有樊、关、邱三位，故事就会一地鸡毛。哪怕最有经验、人脉稍广的樊胜美，除了帮邱莹莹砸了渣男领导的出租房，为关关提一些怎么写年终报告的意见，三人各自脆弱的财务状况与身份地位，仍旧会击碎抱团取暖带来的那一点安全感。
安迪和曲筱绡是负责拯救三位普通女性的，这也是许多评论探讨的“价值观”问题。安迪与曲筱绡有钱有人脉，如果不是小说为她们写好了不为人知的不幸背景，她们在上海永远快乐。而能让城市精英显贵痛苦的，只有“家庭”这个元素。
三位普通青年，在得到两位文艺青年、白富美的姐妹情之后，回馈给她们热切的、接地气的爱，两位得到之后元气满满，安迪的家族遗传精神病都有被治愈的可能了。
我觉得认为此剧“拜金、宿命论”大可不必，因为在金钱、权势和普通人的关系方面，这出剧揭开的只有一个创可贴大小的伤口。而且最后用如此大团圆的结局，盖过了这一些创伤。仅这一方面，《蜗居》就比《欢乐颂》更有价值。
几位主角和配角的不少戏份，非常鲜活，但不够合理。邱莹莹的傻和闹，很鲜活，让她成为成功的咖啡销售员没问题，可是收获一个IT男的害羞的爱，过于类似本格推理的手法，符合逻辑，但没考虑概率。樊胜美的父母、哥哥压榨她，很鲜活，她母亲说完“妈妈对不起你”，过一阵子就因女儿卖了儿子房子大叫“我打死你”，很鲜活。然而我担心的还是发生了，在樊胜美收获苦恋自己的王柏川的爱情后，哥哥一家回家过年，竟然和妹妹大有“重归于好”的互动。现实生活中，这样惫懒的哥哥，这样不可理喻的父母，和女儿重归于好的可能性有多少？
就因为他们是电视剧人物，所以必须有个结局么？听说《欢乐颂》要拍第二季，第一季已经如此煞尾，要想再让她们挑战新的困境，我是不大会有兴趣了。
这出剧最大的遗憾其实是，当剧情将所有残忍真实的元素组合到一起，却产生了虚构的幽默与欢乐。力求真实，却不得不失真，莫名其妙奔着大团圆去了。
《欢乐颂》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在著名的贝多芬传记影片《永远的爱人》结尾，已经耳聋的贝多芬精准地捕捉到了每一个节拍，将乐队指挥得肆意昂扬，在那一刻，我流着泪，相信欢乐是最强大的力量。影片之后，我很明白，欢乐是因为我目睹了贝多芬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无解的心理困境，最后他仍旧能穿透听力障碍获得音乐的至高乐趣。而他的现实人生，依旧因为性格缺陷和无人理解的天赋，徒叹奈何。
电视剧中，安迪是肯定能明白贝多芬感受的人，因为她是五个女性中唯一遇上不可逆的病理性困境的人，同时她又拥有艺术感受力，她有和现实周旋的理性。所以在片尾所有人都回家过个团圆年时，独她一个只身海外度假，不要匹配的爱情，不要勉强的温暖，是难得的真实。
可惜，那个迷人的包总从度假酒店的泳池里“哗啦”一声冒出来，用水花撩拨着精神沉重的安迪，安迪无奈又灿烂地一笑。
看着包总从泳池中冒出头，我也就更加肯定，22楼不存在，存在的是其他楼层吃完饭、打开电视寻找一碗汤的居民。
对中国电视剧来说，22楼不应该是顶楼。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