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在香港从事电影工作的兄长问我:“你知道为什么TVB现代剧中,动不动就有‘我给你煲了汤,你趁热喝’这句台词么?”
我回答:“因为这是香港人的日常吧。”
他淡然一笑:“因为香港人现在越来越少回家一起吃饭,很少有人能喝到家人煲的汤。大家看TVB,电视剧里的人喝到一碗汤,看的人也等于喝了一碗。”
大都市经济发达,人情却是现实中缺少的元素,所以家长里短的电视剧长盛不衰。
《欢乐颂》讲的是上海白领精英的合租生活,它的受众群其实不大,但因为网络,它还是成了一瓶被强烈摇晃后的香槟。
有阿耐的小说打底,《欢乐颂》优点明显。就像我喜爱的两部根据六六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蜗居》《心术》,这三部剧甩开其他国产剧,靠的是有层次的人物。这种人物没办法闷在书房里码出来,都是作者生活中遇见过的人。为这些人物写对白,需要更扎实的人物小传,更精确的用词。安迪、樊胜美、邱莹莹、关雎尔、曲筱绡,这五个因为身世不同导致性格各异的都市女性,现在各有一群拥簇。无论喜憎如何,观众都无法否定,这些人物有一定实在感。她们就是煲给不同观众的汤,因为具有代表性,所以兼具治愈性。
我在上海、杭州的单位打工过,我见到过樊胜美、关雎尔、邱莹莹,但没遇见过曲筱绡和安迪。她们五人租到同一个小区同一楼层的剧情,在我看来,成了最不真实的事情。这种巧合很少,就算租到一层,她们要么根本不知道谁在对面住,要么知道了也是点头之交。这就是都市中的现实,它缺少的现实元素是“人情”。所以5位美女成为异姓姐妹这一碗汤,都市打工白领们含泪一饮而尽。
我想到过,如果主角只有樊、关、邱三位,故事就会一地鸡毛。哪怕最有经验、人脉稍广的樊胜美,除了帮邱莹莹砸了渣男领导的出租房,为关关提一些怎么写年终报告的意见,三人各自脆弱的财务状况与身份地位,仍旧会击碎抱团取暖带来的那一点安全感。
安迪和曲筱绡是负责拯救三位普通女性的,这也是许多评论探讨的“价值观”问题。安迪与曲筱绡有钱有人脉,如果不是小说为她们写好了不为人知的不幸背景,她们在上海永远快乐。而能让城市精英显贵痛苦的,只有“家庭”这个元素。
三位普通青年,在得到两位文艺青年、白富美的姐妹情之后,回馈给她们热切的、接地气的爱,两位得到之后元气满满,安迪的家族遗传精神病都有被治愈的可能了。
我觉得认为此剧“拜金、宿命论”大可不必,因为在金钱、权势和普通人的关系方面,这出剧揭开的只有一个创可贴大小的伤口。而且最后用如此大团圆的结局,盖过了这一些创伤。仅这一方面,《蜗居》就比《欢乐颂》更有价值。
几位主角和配角的不少戏份,非常鲜活,但不够合理。邱莹莹的傻和闹,很鲜活,让她成为成功的咖啡销售员没问题,可是收获一个IT男的害羞的爱,过于类似本格推理的手法,符合逻辑,但没考虑概率。樊胜美的父母、哥哥压榨她,很鲜活,她母亲说完“妈妈对不起你”,过一阵子就因女儿卖了儿子房子大叫“我打死你”,很鲜活。然而我担心的还是发生了,在樊胜美收获苦恋自己的王柏川的爱情后,哥哥一家回家过年,竟然和妹妹大有“重归于好”的互动。现实生活中,这样惫懒的哥哥,这样不可理喻的父母,和女儿重归于好的可能性有多少?
就因为他们是电视剧人物,所以必须有个结局么?听说《欢乐颂》要拍第二季,第一季已经如此煞尾,要想再让她们挑战新的困境,我是不大会有兴趣了。
这出剧最大的遗憾其实是,当剧情将所有残忍真实的元素组合到一起,却产生了虚构的幽默与欢乐。力求真实,却不得不失真,莫名其妙奔着大团圆去了。
《欢乐颂》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在著名的贝多芬传记影片《永远的爱人》结尾,已经耳聋的贝多芬精准地捕捉到了每一个节拍,将乐队指挥得肆意昂扬,在那一刻,我流着泪,相信欢乐是最强大的力量。影片之后,我很明白,欢乐是因为我目睹了贝多芬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无解的心理困境,最后他仍旧能穿透听力障碍获得音乐的至高乐趣。而他的现实人生,依旧因为性格缺陷和无人理解的天赋,徒叹奈何。
电视剧中,安迪是肯定能明白贝多芬感受的人,因为她是五个女性中唯一遇上不可逆的病理性困境的人,同时她又拥有艺术感受力,她有和现实周旋的理性。所以在片尾所有人都回家过个团圆年时,独她一个只身海外度假,不要匹配的爱情,不要勉强的温暖,是难得的真实。
可惜,那个迷人的包总从度假酒店的泳池里“哗啦”一声冒出来,用水花撩拨着精神沉重的安迪,安迪无奈又灿烂地一笑。
看着包总从泳池中冒出头,我也就更加肯定,22楼不存在,存在的是其他楼层吃完饭、打开电视寻找一碗汤的居民。
对中国电视剧来说,22楼不应该是顶楼。
(责任编辑:范戴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