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5日，广西陆川县杨金美将儿子和前儿媳告上了法庭，向他们索要“带孙费”。老人称儿子媳妇一回家就玩手机，孩子一吵闹就嫌烦，虽然他们没有在经济上啃老，但在履行抚养子女的责任方面存在实际的“家务啃老”行为；出于亲情考虑，她可以代为照看，但抚育孩子的重担绝对不能落在她身上。（10月18日成都商报）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碎片化和利益冲突显性化的当下，索要“带孙费”逐渐从特殊性需求向普遍性需求转变。然而，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现象，索要“带孙费”有悖于传统的家庭观念，不可避免会引发价值观念上的摩擦与碰撞。围绕着“带孙费”，两代人有着不同的爱与痛。
对“我应得的”权利竭力诉求，却漠视甚至放弃“我应承担的”义务，这种残缺与分裂的“个人主义”，使得当下的年轻一代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隔代抚养”，在攫取自身利益的同时，逃避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和对孩子的抚养责任。对父母之爱进行无节制的竭泽而渔，却没有对父母的劳动和付出给予应有的感恩和回报，导致亲情互动的链条出现裂痕甚至脱节。
从法理上讲，老人对孙子孙女并没有直接的抚养义务，给子女带孩子，老人付出了劳动，支付了成本，理应得到一定的报酬。只不过，当法律条款遭遇伦理叙事，就不可避免地接受亲情利益化的诘问。这一次，通过前儿媳之口， “谈钱伤感情”暴露出中国社会的养老和 “养小”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带孙子不仅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消耗，也需要金钱和资本的投入。尽管无偿带孙是一种 “间接啃老”，在家庭观念的驱使下，许多父母并不愿意跟子女谈钱、言利。只有当子女的角色扮演让他们痛心甚至寒心，只有当家庭内部的自我调节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索要“带孙费”才会进入法律框架。
这边厢，是以情感和道德为纽带的传统家庭取向；那边厢，是以权利和利益为核心的现代法理主张，“带孙费”处于二者的夹缝地带，需要子女及时观念更新——抚养下一代是子女的法定义务，父母可以提供帮助，却不能将“包袱”完全丢给他们。“带孙费”不仅是一种利益诉求，更是一种情感诉求；父母索要的不是钱财，而是年轻人对自己的劳动与付出的认同与感恩。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