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阅兵后,北京交通再次从短暂的单双号限行管制所带来的畅快中复归拥堵,以至有少数人感慨:“既然这么堵,索性长期单双号限行算了。”这种感慨既有戏谑的成分,也不现实,更不合法。因为从最严格的法治标准而言,地方政府限行机动车是限制私产的使用权能,而使用权是物权最核心的权能之一,在缺乏明确法律授权的前提下限制私产自由行权显然不妥。正因如此,刚刚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也弃用了此前草案中有关授权地方政府对机动车限行的规定。
从实施效果来看,北京过去已持续多年的限行措施,效果并不理想。这一是因为限行车辆数量有限,对整体拥堵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二是因为限行并未解决车辆使用频率问题和占用道路时间问题,三是各种特殊车辆、特权公车和违禁行驶的车辆,也使限行效果大打折扣。
实际上,目前北京已有的各种疏堵措施,不管是限行限购,还是提高停车费,抑或强化管理,综合效应都非常有限。反倒是由于各类限制性措施和拥堵加剧的综合效应,使得交通焦躁程度增加,引起了北京交通在文明方面的更多微妙变化甚至恶化。
关于北京治堵的其他建议,如规划调整、非首都功能的消解等,都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从当前紧迫需求而言,要真正疏导北京交通,不能只靠强制性的处罚和限制,而需向文化要效益。
久居北京的人都能切身体会到,北京交通拥堵最严重的就是路口拥堵,究其因就是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相互抢行导致的人为拥堵；此外,机动车行驶过程中的不文明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刮蹭事故,也是导致拥堵的重要多发原因。由此可见,交通文明问题是北京交通拥堵的核心原因之一。
对此,北京也曾努力出招,包括处罚闯红灯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倡导小事故自行处理等。但这些主要还是靠政府的强制推行,并没有真正从人的文化心理层面做足文章。
交通文化,包括安全文化、规则文化、环保文化和尊重文化。所谓“向文化要效益”,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加大交通文明宣传力度,引导文明意识的深入人心；二是倡导绿色出行理念,营造绿色出行的文化自豪感；三是从管理者到交通参与人,都抛弃焦躁心态,用柔软力量营造良好社会心理。
这些年来,北京的交通文明宣传有一定成效,但过往的宣传,主要是马路宣传、口号式宣传,空话套话多,说服力不强,宣传对象未普及,效果非常有限。政府现在需要转换宣传理念和方法,根据传播学规律,重构宣传模式和力量,用真正符合现代公共关系规律的做法来进行文化营造。政府要扩大宣传对象,把全社会的人群都纳入到宣传范围,还针对不同人群,开发不同宣传用语,关注不同的兴奋点,更以榜样带动、公德弘扬、培育市民自豪感等多种要素行为,促进全社会的交通文明意识,形成浓厚的现代都市交通文化。
这些年来,“绿色出行”的概念人人皆知,但行动显然不够。这一是由于宣传的空泛化,二是由于缺乏绿色出行的基础条件,比如自行车道缺失或挤占,公共交通过于不舒适甚至缺乏起码尊严、电动自行车的售价昂贵等等。要想真正推行绿色出行,就需要政府真正下大力气建设转乘停车场、打通公交系统的“末梢神经”,增加公交车的舒适性和方便性,降低电动自行车的购置成本,提高人力和电力通行的便利性等。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政府需要引导官员、名人和富人率先垂范,从行动和宣传上,去除绿色出行的自卑感,真正树立绿色出行的自豪感。
在交通管理方面,这些年来北京交警虽然很辛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执法的和蔼程度和管理过程中的服务态度确值得商榷,北京交警多给人一种“黑脸包公”式的刻板印象,严肃有余,亲和力不足。倘若能够全面改善交警和协管员的工作态度,以此带动驾驶员、行人等各类交通参与人的友善情绪,则会无形中消解很多路面中的潜在拥堵因素,使北京交通真正融入到人人互让、个个体贴的良好文化氛围,最终为北京交通在软环境上提质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