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出台。人大如何推动科创中心建设？
比较出真知。20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北部的硅谷和波士顿的128公路地区（以下简称128公路）同是世界电子工业主要创新中心，而128公路一度衰退。美国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尼安在《地区优势:128公路地区与硅谷》中认为，其根本差异在于硅谷有更适合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机制和文化。
128号公路兴起得益于二战及冷战军事需求，其管理机构致力建立、保持与政府密切关系，因依赖过深不适应市场变化。硅谷最初也受益于军事需求，但远离首都，技术上依托斯坦福大学。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推动三项创新：成立被指责为“从实际利益出发探索科学，同大学传统角色并不完全相符”的斯坦福大学研究所；通过“荣誉合作项目”向当地公司开放课堂；促进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区发展。其产业合作计划促进了大学与企业联系。128公路的麻省理工学院只重视联系成熟技术、与政府关系良好的大企业。
128公路风险投资多由大银行、财团、保险公司提供，其政府背景强，但无专业技术、生产管理经验，对投资创新公司过于谨慎。而硅谷风险资本家多半是由懂技术、会管理退休工程师或前任企业家组成，可较快地作出投资决策。
128公路的公司大而全，配件不通用，偏重于内部技术改进。硅谷形成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专业厂商通过灵活竞争合作形式共同学习，调整互相需求，不同公司部件相容。
128公路的公司等级严格、僵化保守；因受政府扶持等，员工安逸较少流动。硅谷采取扁平式管理模式，员工持有股票或股票期权，共同目标与个人追求吻合，竞争与共享开放交融，疯狂、奇葩想法没人嘲弄，等级制无市场，盛行创新冒险、宽容失败。加州执行商业秘密保护法律较为宽松利于跳槽，促进了技术流动。
综上，与政府关系不同，是128公路和硅谷最具差异“基因”，如，冷战后军事开支减少，128公路衰退。有人认为，“硅谷不可复制”。而其“不可复制”，应主要来自与政府相对“疏远”这一基因（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风险投资取代国防军费支持成为硅谷主要资金来源）：高科技企业更多依赖市场，“野生”演化出生态系统；政府主要发力于服务支持，促进自由、多元、平等和竞争。
因此，首先，人大推动科创中心建设，关键是推动政府处理好与市场关系，念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十二字诀”。其中较突出问题是优惠政策。如何处理好优惠政策与公平公正、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关系？优惠政策制定实施如何防止权力寻租？如何确定政策支持的项目？人大是否应尽早立法确认优惠政策？需加强研究。
其次，探求科创中心发展规律，明确两个发力范围。其一，科创中心是个生态系统，要解决其痛点如人才、融资等，并打通任督二脉，促其良性循环。也许在其初创探索期，需更多通过监督加大督促支持，立法则侧重于法规“改废释”以清障开道。要探索颠覆性创新，如，推动严格执法是否一概而论？硅谷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执行宽松，促进了技术发展，是否说明：员工有出有进平衡了公司损益？或公司已将执法宽松带来损失视为可接受成本？此类现象需从立法执法层面研究。
其二，公平、廉洁、精神文明建设等也出生产力，科创中心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人大要把科创中心的理念要求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如，推动城市精神建设，给人“不排外也不排内”印象，以“海纳”科创元素等。将上海打造为民主法治、改革开放、廉洁高效、公平正义高地，即便有些努力间接给力科创中心，但也许更具持久力、魅力。
再次，科技也是生产力，高科技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等与之适应，要善于促其良性互动。在高科技领域，有公司联合创始人称：“没有老板、没有中间管理层、没有繁文缛节，只有高度自觉、自我激励的员工们，在一起创造各种很酷的产品。”员工主人翁意识强，敢于直面、成为、成就自己，很多人拥有改变世界的梦想，而不是把劳动当作谋生手段。为了合作、互助，或为大众谋福利，竞争、知识产权保护也被“超越”为共享，让他人获利发展成为自身发展的条件。这都需要关注研究适应引导，让科技人员在精神上也富起来，创新当家作主有效实现形式。
最后，说得“高大上”一点，可通过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推动科创中心建设，并从中汲取民主法治建设营养；结合上海实际，学习硅谷，利用后发优势和“互联网+”，走自己的路，而非复制。
（孙钦伟，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理论处）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