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东地区的“老大难”问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敏感关系为全世界所关注。但是除了通常政治意义上的彼此对立之外，以色列还承受着另一个压力“抵制以色列”。
作为削弱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的一部分，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通过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对以色列国家形象造成冲击。在政治上，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之间的“外交真空”，长期抵制以色列的合法性，拒绝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之后，以色列才和埃及和约旦建立了外交关系。不过至今，绝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仍然在外交上保持着对于以色列的“抵制”。
相对于政治上的“抵制”，非政治领域的抵制往往更加具有威胁。很长时间以来，包括不少欧美国家的民间团体，一直努力推动对于以色列学术、文化、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抵制活动。比如以色列尽管地处亚洲部分，但是却长期参加欧足联的比赛，其原因就在于阿拉伯世界在亚足联抵制以色列球队参赛。而今年五月，巴勒斯坦甚至试图将以色列足协从国际足联驱逐出去。在教育文化方面，以色列也常常面临着来自于不少团体的抵制活动，比如三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011年获颁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也被游说缺席领奖作为无声抗议。
此外在不少欧洲国家，一些团体联合高校和学术机构，联合抵制以色列参加学术活动。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最近批准了一项支持抵制和制裁以色列的决议。尽管以色列随后通过当地的犹太社团进行反击，并且联合更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学术无国界”予以抨击，但是最近一些年来，针对以色列的学术抵制活动确实有蔓延趋势。
在商贸方面，“抵制以色列”也成为了一些团体的口号。比如北欧不少国家就在去年宣布，停止进口“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点的产品”，以此支援巴勒斯坦人民；而一些社团更是动员民众不要购买以色列产品，希望以此在经济上封锁以色列，对其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
其实无论是学术、文体或者是商贸方面的抵制，都是希望通过行动来促成政治上以色列在巴以问题的巨大让步。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年抵制以色列之所以快速发展，同其日益严峻的公共形象，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于以色列公共印象不断恶化密不可分。不过以色列仍然有重要的措施进行反制，对“抵制以色列”行动进行抨击。
以色列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反犹主义”（亦或是“反闪米特主义”）。尽管在二战以前的历史上欧洲曾经出现了大小不计可数的“反犹事件”，犹太人也因此遭受到了巨大的苦难，但是在二战之后，“反犹主义”逐渐成为了几乎“人人喊打”的道德标准。这种现象的反转当然离不开二战后欧洲人对于犹太人同情的“赎罪感”，但是也离不开犹太民族对于“反犹主义”学科的建立和在学术上挖掘概念的巨大能量。
任何一个政治理念，与其强行的推广到民众之中，不如以潜移默化的形式逐渐开展；在此过程中，貌似权威的政治命令往往敌不过更加强大的“道德底线”。而在今天的世界中，无论是政治领域、文化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反犹主义”就是这样一个道德底线。在西方国家，如果任何一个著名人物被贴上了“反犹主义”标签，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或者这个团体的政治声誉已经被判处死刑。可以说，以色列正是借助于“反犹主义”这条底线，建构了整个国家在国际主流社会中生存的合法化基础。
尽管“抵制以色列”已经出现多年，而且成长迅速，但是仍然无法撼动以色列在诸多领域的合法基础，也不能撼动主流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的接纳。“反犹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最高的道德准绳之一，离不开以色列和犹太世界人文社科的建构成功。当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掌握了最高道德标准，那么其能量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中国同样也经历了二战的苦难，同样也有着日本右翼对于历史问题的“翻案”和在国际上摸黑中国的企图。看看以色列在人文社科上巨大的投入和所取得的“道德评判人”的地位，我们是不是可以自我深刻反思我们的人文学科建设，不仅仅是研究人员，更是我们的设计者，决策者？
（王晋，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