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安徽蚌埠市怀远县教育局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决定显示，因当地包集中学的梁老师在上课时，发现有学生在其背后贴了张“我是乌龟，我怕谁”的字条，还在上面配有乌龟形象，梁老师觉得受到侮辱，与这名学生扭打起来。6月4日，教育部门因梁老师体罚学生将其开除。开除决定作出后，很多教师认为学校作出的处罚有处理过重的嫌疑。（6月8日《安徽商报》）
一起原本寻常的师生冲突，却因为“体罚学生”的事件定性，因为“教师被辞”的处罚结果，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舆论风波。作为整个事件的围观者，众人此刻无疑正经历着，一种颇为复杂的情绪纠结。他们固然认同“打人不对”，但更确信“孩子该管”。然而，一个实际的追问是，当老师置身于动辄得咎的现实处境，其是否还能确保，对学生施加足够管束？一面是保护未成年人，一面是确保教师被公平对待，我们又该如何权衡得失、平衡二者？
诚如大家所看到的，开除梁老师的决定，无疑有待商榷。这一处罚结果，不仅未曾考虑具体情境就顶格处理，而且也明显有悖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这事实上说明，开除教师乃是最后、最重的惩处，而并非是最低标准。有鉴于此，梁老师也已经提出了行政复议。我们期待着，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充分回应质疑，最终给出有说服力的处置方案。
当然了，相较于个案的是非对错，公众无疑更关心，此事所揭示的普遍性焦虑。那就是，如今的教育大环境，是否由于对学生的过度保护，而阻碍了师道尊严的实现，以及“必要教学管训”的展开？梁老师的遭遇，无形间又一次强化了，这种由来已久的担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每出现此类“熊孩子欺负老师”的新闻，便有人主张，赋予教师以“合理体罚权”为核心的惩戒权，此次亦不例外。可问题是，一切当真如此简单吗？
要知道，在一些地方、一些学校，尚且广泛存在着，教师打骂学生的现象。倘若为了维护老师权威与利益，而将此类行为合法化，不知道又会衍生出何种后果？一个必须重申的常识是，只要主管部门，无法将包括边远地区在内的所有基层教育场所，统统纳入有效监管的体系覆盖中，仅仅仓促地升格教师惩戒权，很可能导致学生权利被大范围侵害。再者说，所谓师道尊严、所谓有效教学，难道非得建立在，对学生强势震慑的基础上吗？
当学生被侵害，我们呼吁强化对学生的保护；当教师受委屈，我们又呼吁升格他们的惩戒权。这种“就事论事”的发声，本质上颇有骑墙、投机之嫌，并未考虑实践层面的可能性。如何平衡好“学生权益”与“师道尊严”，终究是一个教育科学层面的技术命题，并非总要从立法角度通过权利调剂来求解。且扪心自问，当我们为“合理体罚”鼓与呼，体内是否有一股“棍棒教育”的冲动在奔腾？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