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25岁的新乡小伙王超杰在青海打工时，突遇工友落水，为了救出东北工友，王超杰不幸落水牺牲。令人寒心的是，王超杰和另外一位救人牺牲的工友，因为身份不同，赔偿标准也不同。那名东北工人是城市户口，所以施工方赔偿40多万，而王超杰是农村户口，根据农民收入来核算，只能赔偿19万多。（5月24日新华网）
@吴龙贵：近年来，从民间到学界，从舆论到相关司法部门，都曾对“同命不同价”提出异议和改进意见。更加令人欣喜的是，一些法律也已经摒弃了“同命不同价”的立法思维。比如2010年新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就以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作为计算死亡赔偿金的基数。20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然而从打破制度坚冰，到彻底终结“同命不同价”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侵权责任法》为例，其遵循的虽然是“同命同价”的原则，但并未明确赔偿标准究竟是以城市还是农村居民的收入为基数，在实践中有可能异化为“就低不就高”。更重要的是，《侵权责任法》只适用于侵权行为，而包括本案在内的“同命不同价”涉及的是工伤死亡赔偿，不在《侵权责任法》的管辖范围内。某种意义上说，现行死亡赔偿标准不是错在于立法思路上，而是立法的技术上，以户籍作为赔偿标准基点，太过于简单粗放，没有意识到这种制度不公所引发的权利不平等。从“同命不同价”到“同命同价”，应该是立法从粗放到精细化的过程。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