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上海出席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强调台湾应参与区域经济整合。“21 世纪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世纪，我们看到，不论是最近大陆提出来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还是 RCEP ( 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 ，都跟区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区域经济必须要靠大家一起努力，两岸的经济规模不同，但各有所长，台湾相对于大陆，土地、人口或经济规模比较小，但台湾产业在创新研发能力、管理以及经验上，有非常多优势强项，可以在未来亚投行、一带一路、RCEP 里面做出具体的贡献。”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天在上海出席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说，中国大陆这几年快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有人说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一个大的经济体，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跟台湾具有创新研发能力的合作，我相信对于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绝对是正面的，这对台湾的民众来讲，对台湾的企业来讲，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所进行的区域经济的合作十分频繁。台资作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吸纳的重要资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区域经济格局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的10年，台湾实行的是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着重发展本岛内的产业，化肥、电力和纺织等工业在不断发展中。由于台湾岛内市场狭小，依靠进口替代无法持续，经济发展战略进入60年代开始变为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台湾开始更加密切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从此工业在台湾岛内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台湾的地域经济关系也开始出现了很大调整，部分城市成为台湾岛内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如台北、高雄、基隆等，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台湾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利用岛内廉价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从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口原料及中间产品，加工后在进入美国市场。此时的台湾是美日市场的依附者，而如果从亚太国际分工体系中内，台湾则扮演劳动密集型劳动出口基地的角色，处在雁行的尾端。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台湾的产业转移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制造业开始向大城市的周边移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转移的范围也更大，于是台湾同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联系更加紧密了。此时，台湾放宽了对外投资和外汇的政策，通过投资促进、贸易拓销等方式加强同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使台湾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中心从美国转移到了亚洲。此时，台湾和周边的区域合作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台湾开始从资本净流入地变为了资本净输出地，从原来的商品输出也开始逐渐变为商品、技术和劳务同时多元输出。台湾不仅实现了本土产业的升级换代，更改变了其劳动密集型加工基地的角色，成了技术密集型加工出口基地。
第四阶段就是新世纪以来，台湾同大陆的经济协作更加深化，两岸经贸成了支撑经济成长的重要动力。在2002年台商投资大陆资本已经占到同期台湾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7%，大陆成了台商投资的首选地。同年，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后来又成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从区域经济的合作来看，台湾和大陆在产业转移、承接互动中已经建立了垂直分工为主、水平分工为辅的发展格局。依托这种格局，台湾摆脱传统代工制造的模式，培植自有技术能力，成为全球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中心；同时，中国大陆也有效地利用了台湾的资本，促进了自身制造业的发展。
福建省在利用承接台商投资中过程中迅速发展，在内陆省份中与台湾省的区域经济合作也最为密切。早在2004年，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就已经被福建省提出来。在2006年，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的字样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纲要中，计划通过10—15年的努力，海峡西岸将形成规模产业群、港口群、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发达区域，成为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沿平台。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这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首次被写入中共党代会报告。2009年，《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经国务院批复。经济区以福建为主体涵盖浙江、广东、江西3省的部分地区，人口约为6000万人至8000万人，预计建成后的经济区年经济规模在17000亿元以上。它面对台湾，毗邻台湾海峡，地处海峡西岸，是一个肩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历史使命的特殊地域经济综合体，因此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之后，两岸在贸易与投资（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合作、产业合作等）以及机构安排、争端解决等重大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在区域经济合作都有了实质性进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出和推动了许多全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观，比如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自由贸易试验区、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战略等等，这些区域发展观为传统区域发展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理论和实践赋予了全新的内涵，注入了鲜活的动力。尤其“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大开大阖，打破了单纯的行政区划甚至国界限制，把区域经济规划扩大到跨省、跨区域、跨国界，使生产要素摆脱行政区划和国家束缚，在更大的空间内进行流动和组合。
我以为，朱立伦的讲话是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区域发展战略观的认同和积极回应。这也是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首提“区域经济”一词，向外展示区域经济发展理念。
在当前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积极变化的新形势下，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自由贸易区、海西经济区发挥其比较优势，建立两岸区域经济务实合作新机制，重点推进两岸三地的交通、科技创新、环保及能源等平台建设；探索设立两党办事处、党际交往机制平台、两岸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两岸区域行业协会；在“丝绸之路基金”下专门设立“两岸区域发展促进基金”（特别是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创业基金），积极发展各类产业、创业风险投资等基金；构建区域利益分享和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逐步完善自由贸易区、海西区核心区与延伸区、辐射区的合作机制，推进两岸城市圈之间的合作。着力推进交通、能源、信息、科技、环保、信用、社保、金融、涉外服务、工商管理等重点专题的合作。
大陆和台湾的区域经济合作应遵循平等互利、循序渐进的原则，考虑双方的经济条件，逐步减少或取消彼此间的贸易投资障碍，创造公平的贸易与投资环境，加强双方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建立有利于两岸区域经济共同繁荣与发展的合作机制，依托海协会、海基会、台商会等协会，发挥福建9个城市作为核心区的先行先试作用，加强两岸城市间双边或多边专题合作，推动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协同发展。
（于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家智库》《中国智库》总编辑、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李焱）
